1938.10) 第十二章第二节（2）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弟7页。]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