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红军长征战略的转折点

 

　　长征刚开始，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屡屡受挫，湘军战役损失惨重之后，党内开始意识到应该转变长征战略，所以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战略变化的转折点。那么，湘军战役具体是如何影响红军长征战略的转变的呢？
　　长征的历史是一部我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在“左”倾肆虐统治之下，毛泽东何以能从长达三年之久的倍遭冷落中而逐渐赢得全党的支持和信任而重新成为核心？这固然同其超凡能力有关，但也是局势演变的结果。客观地讲，是湘江一战使红军长期以来积累的对临时中央错误路线的不满、怀疑、愤怒达到了顶点，迸发了强烈要求更换最高领导层的愿望，从而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灭亡和毛泽东的复出提供了客观条件。所以说，湘江战役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对战略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湘江战役使红军有生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客观上为战略转变提出了必要性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按李德、博古的既定部署欲前往湘西同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知晓红军意图的蒋介石，电令部下，“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面对危险，博古、李德一意孤行，往第四道封锁线硬闯，在中央军、湘军、桂军优势兵力夹击下，险些葬送了党和红军。
　　湘江战役主要由新圩阻击战、觉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红五军团殿后战组成。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率先渡过湘江，在觉山铺设下阻击阵地。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新圩阻击从恭城返回的桂军，战斗在28日早晨打响。29日晚，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光华铺设下阻击阵地，拦截桂军。
　　觉山铺战斗，红军伤亡很大，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受重伤，英勇自尽，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身负重伤，敌人打到了林彪、聂荣臻的军团指挥所旁边，两位红军高级将领险些被俘。光华铺战斗也异常惨烈，团长沈述清、继任团长杜宗美先后牺牲。
　　主力一、三、五军团与敌激战了五天五夜才得以掩护中央纵队12月1日中午过完江。由于红军炸毁了界首渡口的浮桥，后卫红九军团、红五军团13师、红八军团只好改道从凤凰嘴渡口渡江。九、五军团过江时遭敌机轰炸，伤亡惨重。八军团在渡口下游一浅水处过江时，被后面赶来的桂军“半渡而击”，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倒在了血水之中，由一万多人锐减为过江后的1200多人。3日，三军团6师18团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大部分牺牲。担任总后卫的红5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湘军第3路的追击，该军团第34师被阻击于湘江东岸，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6000余人全军覆没。
　　湘江一役，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牺牲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000余人。其中红一军团损失达6000余人，红八军团不复存在，三军团6师18团和五军团34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至此，短短两个月不到，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减为3万余人，而且还牺牲师级指挥员7人，团级指挥员16人。此时的红军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再和优势敌人打消耗战来突围的实力。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做战略转变。
　　二、湘江战役进一步反映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的“左”倾军事路线的指挥作风错误
　　湘江一役，给予中央红军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作为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一场劫难，博古、李德脱离红军实际的指挥作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就对红军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不屑一顾，而是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顾敌强我弱，实行进攻上的冒险主义，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当一系列强攻遭
　　受挫折之后，他们又消极防御，分兵防御，搞所谓“短促突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让劣势装备的红军与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消耗，将红军主力一会儿保卫“广昌”，一会儿保卫“建宁”，一会儿又保卫“长汀”，直到34年9月底的保卫“兴国”，把有生力量基本上都突击光了。在转移中，其“左”倾指挥错误具体表现为:
　　(一)无视敌强我弱，不容他人意见，前进目标死板僵化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迅速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独断专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加以反对和攻击。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曾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就被李德他们否定了，并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李德还把坚持原则的刘伯承从红军总参谋长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知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但具体方向还不清楚。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后，蒋介石才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面对敌人15个师30万大军，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红军队伍要向西走，不能进湖南。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自己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博古、李德无视变化了的敌情，不作调整的急于赶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拒绝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议，并于11月25日下达了强
　　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的命令，这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二)部署不当，行军陈式笨拙呆板
　　“左”倾中央长征前在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但没有补充好主力部队，使得新部队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少兵员，在过湘江时吃了大亏。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还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侯，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撤出，蒋介石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对于中央红军来讲，要突破敌人的封锁，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出发时“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八百副担子，……，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临时中央命令部队甬道式队形前进，以红一、三军团湘江战役桂军手下留情为左右开路先锋，九、八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五军团殿后。这样就造成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被敌人追着打。对于这种行军阵式，毛泽东怒斥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性格耿直的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并占领了浮桥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觉山铺之间地域，此时敌人还不是很多，这时中央军委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发布强渡湘江命令后，能采取果断措施，轻装急进，党中央和其他中央红军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没有这个智慧和本领，不知兵贵神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渡江机会。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坛坛罐罐”的队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没有理会到每拖延一分钟就要增加前方红军将士更多一份的伤亡。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为敌击散，蒙受惨重损失，使湘江几成红军绝军之地。
　　(三)缺乏做对敌统一战线工作的远见
　　李德等人不仅在军事上瞎指挥，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内部分裂，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创造对我有利的环境。国民党军阀间的貌合神离，曾给红军留下过顺利渡江的机会。
　　由于1930年蒋桂战争的火药味尚未散尽，广西仍处在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保持着半独立状态。他们奉行“既要反共，又要防蒋”的政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自己实力以免被蒋介石吞掉，所以对红军只追不堵，基本上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希望把红军尽快赶出广西。当红军攻克道县向西长驱直入时，他们意识到过境不可避免，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洲、灌阳撤兵，使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在此之前李宗仁向蒋介石谎报灌阳以南恭城一带吃紧，需南撤，实际上是给红军让开了路。何健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李德等人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继第五次反“围剿”时没利用好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福建事变”那一转机打败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一样，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围的机会，上次是“失地于前”，这次是“丧师于后”。
　　三、湘江战役使更换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当务之急，为长征战略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憾、悲愤。接连的失地、丧师迫使他们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从而在组织上为毛泽东的复出和“左”倾路线的灭亡作好了实践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行军阵营发生了改变，提高了机动性，适应了不久后重掌军权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风格需要
　　鉴于“大搬家式”的转移在突围及过湘江中的惨痛教训，渡过湘江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和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编余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全军进行轻装，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解散了庞大的挑夫队伍，能战斗的人，充实到作战部队；余下的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刘英当指导员。不久又将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调回被李德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陈云任政委，撤销红八军团称号，将其余各部并入红五军团。
　　(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意识到只有毛泽东的路线才能挽救党和红军
　　长征初期，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常常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使得红军怎么也摆脱不了追敌，像“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不断战斗，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过第一道封锁线，损失约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约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约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损失约38000余人。这都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不满和强烈抵触的情绪。彭德怀尖锐地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许多普通士兵都开始怀念朱毛领导红军打胜仗的那些日子。聂荣臻也说:“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伍修权回忆说:“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请毛泽东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毛的复出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左”倾路线阵营在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下发生分化，部分核心人物转而支持毛泽东
　　这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是王稼祥、张闻天。最初，王稼祥是作为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央“三人团”成员来到中央苏区的，在长征途中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负的弹伤还未痊愈和毛泽东一起躺在担架上行军，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张闻天。张闻天也是“左”倾错误的重要推行者。湘江战役的巨大失败，使得他们在毛泽东的帮助教育和不断反思下，也提高了觉悟，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的严重损失，认识到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会完蛋，只有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去，由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因而两人日渐转为毛泽东的支持者，并站了出来，利用两人的影响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促成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四)为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率3万疲惫之师还是要机械地按原计划行动，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去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口袋，在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有利于保存红军实力，所以就能得到他人的拥护。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广大红军高级干部，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一样，纷纷站到了毛泽东这边，通过了毛泽东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这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被中央和军委采纳。在其后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主要发言人，但博古、李德还没下台。正如聂荣臻讲的:“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同，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在猴场会议上，从事实上停止了“最高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重申中央政治局的权威，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为毛泽东的复出奠定了基础。在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正式宣告了“左”倾错误路线
　　在党中央的彻底结束，为中国革命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在长征胜利结束72年后的今天，我们深深缅怀那场战役和那些在湘水边与敌奋战五天五夜的数万红军战士，是他们不畏艰险，粉碎了国民党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它作为长征中的事实上的分水岭，永远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大颂特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