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抗战时期广播事业探析(2)

　　抗战时期贵州广播事业主要集中在贵阳地区，其他地区广播发展零星、缓慢，且不成气候。如桐梓教育会1937年从重庆购回一台直流收音机，建立收音室。1941年9月，设在遵义县城何家巷(今人民印刷厂)的浙江大学用收音机抄收新闻，为遵义《黔声日报》提供国内外新闻[2]。1938年，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在毕节公署设置无线电台，收听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命令和消息。1939年8月，毕节、威宁、织金等县相继设无线电台。1943年，国民党中央在威宁草海小岛上设立导航电台[3]。

　　三、广播电台的发展

　　贵阳广播电台建立后，民用收音机才逐渐出现，但绝大多数集中在省会贵阳。抗战前的贵阳市只有少数收音机接外地广播，限于少数达官显贵和军政首脑机关。为了提高收听率，中广管处于1939年给贵州调来收音机75架，供集体单位组织收听，收听率很低。此后中广管处针对贵州收音机少的状况，于1943年至1945年陆续配发了71架公用收音机，责成各台培训公共收音员，便于在公共场所播放。截止1945年上半年，全省有收音机305架，一半以上在贵阳。

　　(一)广播电台设备规模

　　贵阳广播电台于1938年试播及1939年元月正式播音，是用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发电，1939年5月与贵阳电厂签订供电合同后，于当月开始供电，贵州电台短波发射机天线为双极式，高度10米左右，贵阳电台的短波发射机功率较大，其传送可达数千公里之外，抗日战争期间，其覆盖范围除全国大部分城乡外，还可传送到南洋一带，是对外公布的骨干台之一，由于当时贵州的收音机拥有量极少，且一般简易收音机收不到短波，所以主要接收对象在省外和国外，其作用的发挥仅在抗战时期。

　　1938年，在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尚未建成开播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国际宣传，中管处拨给贵州广播电台一部由中广管处自己制造的10千瓦中型短波播送机，于同年4月装置完毕并试验播音，播音覆盖美国东部、新西兰、印度及南洋一带。国民党中广管处在1941年的《中国广播事业之沿革及发展情况》中对这部短波机颇多褒扬之辞，称之为开国人自制短波机之先声，赞扬其在1939年正式播出后的3年中于国外宣传颇著成效。同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西南地区撤退，中广管处为充实和加强抗战宣传力量，决定将武汉电台的1部5千瓦中波机迁装于贵阳，1939年元旦与10千瓦短波机同时发射。以后又陆续将武汉台撤退时存于桂林的500瓦中波发射机及100瓦中波发射机运至贵阳，据资料介绍，该机从拨来之日，末机一直未能开动，实际上开动的只是500瓦前机。中波发射机的天线为拉线铁塔式，高度仅40米，加上地网铺设质量不高，根本不能承担省内和国外的节目发射任务。对省内的覆盖，也只限于夜间，白天播音仅能覆盖贵阳市区和近郊。中波播出的对外宣传节目完全是应付公事[4]。 　　另外，根据中广管处的规定，贵阳台同全国各台一样，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合作，负责导航任务，协助飞机的安全飞行。

　　1938年4月筹建到1944年7月间， 在中广管处所辖的11个电台(日伪占领区电台)中，贵阳电台已发展成一个设备齐全，具有中上规模的电台。到1944年底，中广管处所属各台财产总值统计表明，贵州电台的财产总值达56.8万余元，其中机件包括4部发射机，1部干扰机(1940年2月启用，主要干扰日伪电台的华语节目)、公共演讲机(即多路话筒混合器)及与之配套的发音(话筒)、增音和仪器等设备就达44.2万余元。属于传音课的唱片、国乐器(扬琴、二胡、琵琶)、西乐器(钢琴)、图书等价值1.8万多元。如果撇开属于总务课及传音课的价值，单算机件及配套的仪器设备，贵州电台高出西康台9万余元，比甘肃、江西、陕西、湖南4台高出10～30万元，处于除中央、国际、昆明台之后的第四位[4]。可见国民党政府对贵阳台的国际宣传非常重视，拨款是比较多的。贵阳广播电台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发展是与其处于国民党统治大后方，紧邻陪都重庆的重要地理位置紧密联系的，国民党当局出于抗战需要，对贵阳广播电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设备、资金。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返回南京，贵阳不再拥有紧邻陪都的重要地理位置，也就随之失去了此前对外宣传骨干台的地位。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对贵州广播发展的扶持力度和重视程度顿时下降，给贵州广播电台的经费减少，管理也有所放松，机件损坏往往无法补充，其状况日渐衰落。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发射机房已经倾斜，靠木架支撑;从播音到发射台的传音线路已经老化，碰到风吹，播音就中断，电台工作人员也只剩下19人。

　　(二)广播电台内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