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第一节（3）(2)

2017-11-16 11: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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