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第一节（2）(3)

　　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 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