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被迫“碰瓷”的少年：我将来的孩子不能像我爸妈那样做坏事

　　小金

　　小金，一个14岁的少年，却并没有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坐在宽敞的教室里读书。
　　他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
　　那一脚是父亲踹的。
　　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一头撞上了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自己的头，哇哇地叫喊起来。
　　“疼，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小金闭着眼向记者回忆。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没有载客营运证，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
　　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
　　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
　　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
　　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额上万元。
　　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文丽告诉记者，自己错过了孩子的童年，当她把孩子从老家带到浙江时，看到的是一个成绩倒数、打架斗殴、不服管教的少年。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来的钱补贴家用，并无不妥。
　　小金说，自己也曾试图说服、挣脱父母，但都失败了。他害怕车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种“恶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闪，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还有两分钟就到了。”那是一种暗示，如果再不行动，父亲的脚、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
　　目的只有一个，摔下去，“碰瓷”。
　　这个14岁的孩子说，到后来，当真正摔下三轮车时，在皮开肉绽的痛感到来之前，他会觉得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终于轻松了”。
　　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
　　这是父母教给他的，“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才能多要钱。”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
　　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
　　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哪门办啊？”
　　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不吭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
　　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小金个头1米7，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跄。
　　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没错，你凭什么打我？我读书不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
　　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
　　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好的，能考前几名。”小金对着记者说，“哥哥，是真的。”
　　他记得，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几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将，从此常带着一身酒气晚归，有时候赢钱了，家里会有好吃的，父亲也是和颜悦色。如果输钱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
　　他在作文里写着：“家就像个菜市场。”
　　面对记者的提问，卢勇否认自己赌博，说儿子没教育好，没一点儿优点，“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太穷太穷了”。
　　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