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第二节（1）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