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第三节（1）(4)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