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大王李昑杀子：李昑为什么要饿死他儿子 思悼为什么必须死(2)

 

　　壬午祸变：是性格不合，还是权力争夺？
　　壬午祸变的导火索是罗景彦告变事件。罗景彦有个弟弟叫罗尚彦，是思悼世子的下人，被世子处死了。罗景彦在壬午祸变发生前的二十来天向英祖告发世子诸多罪状，历数其各种乖戾行为。当然，这只是个导火索，壬午祸变终究还是与党派斗争脱不了干系。
　　壬午祸变发生之后，英祖自己也承认朝廷之中形成了父党与子党，根据实录记载，英祖自己感叹道“景彦岂是逆乎？今日朝臣之偏论, 反为父党子党也, 然则朝臣皆是逆也。”对当时的英祖来说，思悼世子与其说是王位的继承人，不如说是王权的竞争者。似乎是预料到祸变可能会发生，世子曾秘密向告病隐居在乡下的赵载浩求助。虽然赵没有施以援手，但世子在如此情势之下求助于他，可见危机的时刻世子内心倚重的还是赵载浩一系的少论势力。
　　当然，世子越来越乖戾行为也给壬午祸变的发生提供了口实。根据事变发生当日，即闰五月十三日的《英祖实录》记载，“自丁丑戊寅以后,病症益甚,当其疾作之时,杀宫婢宦侍,杀后辄追悔。上每严敎切责,世子疑惧添疾。上御庆熙宫,两宫之间,转成疑阻,且与阉寺妓女,游嬉无度,专废三朝之礼,上意不合,而即无他嗣，上每为宗国之忧矣。”值得注意的是，除思悼世子之外，英祖并无其他儿子。所以，英祖就算想要改立世子，也无其他选择。不过，思悼世子之子，即后来的正祖（1752-1800）在学问上相当出色，颇得英祖欢心。壬午年三月底的一次经筵上，英祖就对尚为世孙的正祖非常满意，实录评论此事说，“吾东方亿万年无疆之庆, 孰有大于此哉?”可见，出色的世孙让英祖在继承人选择上有了另一种可能。而原本支持世子的洪凤汉一系的老论，随着世子乖戾行为的加剧，也渐渐放弃维护世子的立场，而将精力用于保护世孙。
　　世子之妻世孙之母的惠庆宫洪氏写有谚文随笔《恨中录》（又名《闲中录》、《泣血录》），其中将壬午祸变归因于英祖和世子之间的性格差异。洪氏这样写道：“父子品性相异。英祖大王品性英明仁孝，详察敏熟。而世子则言语沉默，行动之间难以迅疾敏捷，虽德器宏伟，然诸事常与父王品性相违。日常之中，父王相问也无法即刻应答，常犹豫再三。即便是父王问话之时，哪怕并无个人私见，仍徘徊不决，半晌无答，每让英祖大王气闷。此事亦成一大过失。”（引文为笔者自译。）随着父子矛盾日益激化，世子逐渐患上惊悸症与加虐症，最终导致其行为乖戾，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
　　《恨中录》通篇未提政治因素，为何不提？考虑到《恨中录》的创作背景，不能排除洪氏故意隐去这一内容的可能性。《恨中录》一共有四篇，提及壬午祸变的是第四篇，为洪氏于1805年所写。此年年初，垂帘听政的英祖继妃贞纯王后去世，纯祖（正祖之子，1790-1834）得以亲政。以壬午祸变的解释权为中心，各方政治势力再次展开权力争夺。当时洪氏的娘家丰山洪氏一族正处于危机之中，早已去世的洪氏父亲洪凤汉被朝廷舆论指为逆贼，被认为是英祖处死思悼世子的教唆者，是献上柜子的奸人。洪氏写道，当初英祖下令处死思悼世子，主要是因为世子罹患精神疾病，英祖为了国家和王室的安宁，不得已才处死世子。洪氏还特别嘱咐嘉顺宫朴氏，即纯祖之母常读此篇给纯祖听。考虑到洪氏为娘家辩护而写下《恨中录》，那么就有可能会隐瞒对洪家不利的事情。
　　作为宗主国，清朝对于壬午祸变也有记载。《清高宗实录》中记：“朝鲜国王李昑奏称，臣世子緈（即孝章世子）早亡，复蒙天恩，封子愃（即思悼世子）为世子，今又身故。臣年及髦，储嗣久虚，宗祀孤危，旦夕伤悼。愃生有子（即后来的正祖）算年已十二，国计人心系此一线，伏愿曲加矜察，颁降封典，小邦君臣感激无地。”对于思悼世子的死亡，朝鲜仅仅是用一句“今又身故”而简单带过，而对于朝鲜的内部事情，清朝其实也没有太多关心，就按英祖所请，顺势同意了册封世孙的请求。
　　从父子亲情来说，作为父亲的英祖，当然还是爱着思悼世子的。《英祖实录》也明确说，“初孝章世子即薨,上久无嗣育,及世子诞生,天资卓越,上甚爱之。十余岁以后,渐怠于学问,自代理之后,疾发丧性。”可见在世子还未长大且直接参与政治之前，父子感情还是不错的。然而，王室之中永远是政治大于亲情，对于逐渐年迈且不愿撒手政治的国王来说，年轻世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王权的威胁，何况在世子周围还聚集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虽然英祖命世子代理听政，但他并不是完全撒手不管政治，大事的处理，朝臣们看的还是英祖的眼色，世子承受的高压可想而知。二人性格上的差异在政治斗争的环境里被进一步扩大化，引发世子心理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