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3)

　　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的示范与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安机器、调设备，在1938年3月1日便宣告在重庆正式复工。一个月后，便赶制出了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运送前线。

　　1938年12月21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重庆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军械问题，自战争发生后，我重要兵工厂均已由东南迁往西南各省，业已开始大量出品，目前的产量，足供长期抗战，故一年半来掩护工作，完全成功。”194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随着战时的需要，抗战期间重庆兵工单位对已有的兵工企业从人员的量质、厂房面积、机器装备进行了扩充，使得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均较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内迁到重庆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大后方最大的钢铁企业，也是大后方主要兵工钢铁原料供应厂。至抗战胜利时，我国后方生铁生产量已达战前的5倍多，钢产量已达18234吨，基本满足了兵工生产的需要。

　　战时，迫击炮几乎是由重庆的3家兵工厂(第10工厂、第21工厂、第50工厂)生产的。抗战期间迫击炮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59门，而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44门。其中，重庆的第21工厂所生产的八二迫击炮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79门，完全满足了战时的需要。重庆的这3家工厂也是生产迫击炮弹的重要厂家。抗战期间迫击炮弹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62997颗，平均每月生产数是62411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时的需要。

　　抗战期间枪弹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115万粒，第20工厂、第25工厂和第21工厂每月生产数分别是1070万、530万和数百万粒。粗略概算，重庆的3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枪弹数与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之比约为10：1。

　　第1、第21工厂的步枪月生产数分别是0.54万、0.8万支，两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步枪数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产量的8倍。

　　抗战期间重机枪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119挺。第21工厂的拳头产品马克沁重机枪在抗战期间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88挺，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一。

　　重庆的第30工厂是手榴弹专业生产厂，该厂和重庆的另一家兵工厂在某年的手榴弹月生产数是重庆之外的5家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二。

　　重庆的第30工厂又是掷弹筒、掷榴弹的专业生产厂，该厂生产的掷弹筒、掷榴弹数供应我军战场是绰绰有余。

　　抗战期间，重庆兵工界云集了像俞大维、李承干、陈哲生、杨吉辉、庄权、丁天雄、杨继曾、李维诚等兵工界出类拔萃的专家。他们掌握了重庆兵工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的领导层，在他们的带领下，重庆兵工企业的主要部门或主要职位也大多数由兵工专才出任，就是基层生产的管理权也由技术骨干掌握。强有力地支撑了战时兵器的技术改良、创制、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工艺的改进。

　　战时重庆兵工战场急需的科研成果可说是层出不穷。如第1工厂在厂长李维诚的主持下，仅1944年就取得技术改进研究成果18项，被兵工署下令推广的有7项之多。如坩埚提制纯钨即为战时重要科技成果之一。

　　第30工厂研究改良的27式掷弹筒、掷榴弹、枪榴弹皆为战时我国创制的优良兵器。创制了一二0迫击炮、六0迫击炮、三七战防炮(御敌坦克、装甲车之主要武器)。统一了步枪、轻机枪、重机枪的制式;枪类制造工艺及性能均有改进。

　　“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而枪弹一项，消耗之大，难以数计……任务至为艰巨，而又格于基本条件欠佳……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一面自筹发电，建筑厂房，疏散机器，免受空袭影响;一面改进技术，加强管理，以增进质量，迄至胜利。”这是重庆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1948年之所言，也正是广大兵工员工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刻苦耐劳，努力生产，以求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之武器供应无缺，予敌重创。”使我国军队在前线所必需的主要常规武器能够得到满足，或很大程度上或基本上得到供应。这也是国民政府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八年抗战，最终取得民族的伟大胜利的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