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江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3)

　　抗战期间，日军侵略不仅给江阴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而且也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江阴人民承受了重大的战争灾难和损失负担。据调研统计，抗战期间江阴社会财产损失总计46495.63万元，居民财产损失总计1976.13万元，共计损失总值48471.76万元[9]。其中，被日军烧毁的机关团体、中小学校、居民房屋共34149间，被日伪强行征收的田赋、飞机捐等3900万元(法币)，被日伪掠夺运走的物资约计米600万石、麦200万包、棉花100万担、蚕丝200万担、布匹100万匹。各大小工厂机器或毁或拆走或充作军用，沿江仓库、煤栈、油库均被劫掠一空[10]。

　　1.江阴沦陷前日机轰炸情况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8月16日到12月3日，日本飞机对江阴县城和重要镇区轰炸达103次，投弹800多枚。每次出动飞机少则二三架，多则十余架，最多的一天有96架次，给江阴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沉重灾难，造成工厂店铺被毁，交通运输中断，人民颠沛流离，经济陷于瘫痪状态。

　　2.日军暴行典型个案

　　1937年11月21日至23日，日军从顾山入侵江阴，三天过境烧毁房屋338间，因烧毁稻垛和用作马饲料等损失稻谷25万余公斤[11]。

　　1937年11月27日，青阳镇沦陷，被焚烧房屋200余间，中心桥闹市区、东街至石皮弄、南街至洪家弄等地化为一片灰烬[12]。

　　1937年12月1日，日军占领县城后奸淫杀掠，并有计划地纵火3天，江阴城厢内外浓烟冲天，燃烧绵延半个月。东大街从方桥到高巷，变成一片瓦砾场;北外从定波桥到黄田港，街市化为废墟。华澄布厂5个分厂、南菁中学5幢楼房及从书院时代起积存的3万多册藏书和刊刻《皇清经解续编》全部木版、县中新建礼堂及41间校舍、整个寿山小学均被付之一炬。日军占领西郊后，烧毁房屋1120间、稻麦1500担，抢走耕牛24头、猪300头、家禽2000多只[13]。

　　1937年12月3日至5日，日军在花山嘴附近的9个小村庄烧杀抢掠，共烧毁房屋420多间。年底，利用纱厂被日军强占，一直到1942年才被迫以日军用票70万元赎回;县立医院被毁停办，私立江阴医院尽遭毁坏，澄江镇城隍庙、文昌庙、火神庙被炸或烧毁[14]。

　　1938年，江阴沦陷后公路汽车运输均沦为日商经营;澄江镇“高庆瑞”、“日新恒”两家大烟号被烧毁后，改由日商控制;张源兴旅社、银春军旅社、江阴旅社、江南大旅社均毁于兵燹，招商旅社被日伪霸占。

　　1940年12月12日，日伪袭击匡家店、金家店(现新汤村)，烧毁匡家店房屋80间、金家店房屋78间，烧毁物资价值约20万元，百姓无家可归逃亡他乡。

　　1941年6月8日，日军进驻习礼桥，焚烧民房80余间，掠夺粮食近百担、金银首饰和银元200多枚。

　　1943年11月23日，日军火烧河塘金巷，烧毁房屋70余间、稻萝200多亩，溺死马匹3匹，全村鸡鸭被掳掠一空。

　　3.日军掠夺地方资源情况

　　江阴本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日军占领江阴8年间，大肆掠夺地方资源，残酷剥削工人农民，给江阴造成了巨大损失。其间，日伪设立“米粮统制委员会”控制粮食进出，并大批收购军粮，仅1945年5月至8月间，全县派购军粮计大米就达7047.44石，向汪伪京沪卫戍绥靖工作督导团缴捐款997万元，致使全县粮源枯竭，米业衰落，人民生活拮据，大多粮行因经营困难而关闭，钱庄典当也全部歇业。此外，日伪政权将全部财政支出及维持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仅1937年12月江阴刚被日军占领，就支出维持费16.43万元;1940年县预算支出达51.06万元，比上年增长2.1倍，为抗战前的3倍。1941年规定的地方自治税有屠宰税、牌照营业税、使用牌照税、房捐筵席捐、娱乐税5种，并开征茶类统税;1942年3月又开征桐油、茶叶、猪鬃、禽毛临时特税，其他还有保甲税、壮丁捐、柴草捐、猪只捐、戒烟牌照费等等，警察局另向工商业户摊派月规、节规等，使百姓苦不堪言。其间，田赋征收也不断增加，从1939年至1941年每年实征数分别为35.28万元、49.44万元和100.87万元;1942年两期征收850万元;1943年上期征1179.81万元、下期征757.38万元，外加抵补金838.01万元、飞机捐193.7万元、滞纳罚金544.95万元;1944年又征收田赋3.9万石。众多的苛捐杂税，使江阴百业萧条，民生凋敝。

　　[1] 江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阴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