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本有机会翻盘但崇祯帝走错这一步全盘皆输(2)

　　这几项政策虽然难免有一番书生意气，如限期限域围追堵截农民军就使得大量将领军士苦不堪言，但正因如此却也收到了极为突出的成效。

　　崇祯十一年二月，长期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等部，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向官军投降。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孙传庭将李自成打败，其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区之中。

　　明廷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取得了这一系列的胜利，将农民军逼入绝境，剿匪事业可以说已经取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了，明廷崇祯一时中兴迹象已显。

　　但真正的成功是必须是百分之百，只需百分之一的不足便能导致失败，而这个百分之一正是“攘内必先安外”政策实施的失败。

　　2议和之举的可行性

　　杨嗣昌虽然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经验，而且后期亲自围剿张献忠时也是昏招连连，其能力和性格广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杨提出的“攘内必先安外”政策对于当时的明廷来说是极为正确而且是必要的。

网络配图

今人能够意识到明廷当时改变“两个拳头打人”、与清议和的重要性，可当时有部分明廷官员却将议和之举喻为北宋与金屈辱求和，有辱国体而且对国家是灾难。

　　时任翰林院编修杨廷麟上书警戒到“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埙命”，将坚决反对议和的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等比喻为李纲、宗泽等北宋名臣，影射杨嗣昌等为耿南仲、汪潜善这一类的投降派。

　　然而当时形势并非如此。

　　要明确的是后金自然想取代明朝，主政中原，而明廷也是极力想消灭这个边境上的大患，但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实力在短期内消灭彼此。

　　天启年间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两次围困宁远最终大败而归，努尔哈赤也为此郁郁而终。

　　后金自知无法突破关宁锦防线，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一年近十年间，改变策略劳师动众不远千里绕道到蓟州，突破蓟州北边长城防线，包围京师，虽然造成了明廷极大的震撼和损失，可仍然无力取缔明廷入驻中原。

　　而后金国内经济衰退以及动荡等不稳定因素也无法支持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后来崇祯十一年清军(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也只能选择重新从锦州方向进攻。

　　清军虽然军事力量上在局部对于明廷占据较大的优势，可多次进军也无法一举灭亡明廷，而且这种军事对持相耗的局面对其来说极其不利，因此清军也多次积极寻求与明廷和议，换取时间和利益积攒实力。

　　崇祯元年，皇太极就与袁崇焕多次接触，表示愿意“去帝称汗”,并请明廷“制印给用”，虽有迷惑袁崇焕之嫌，但其议和之心不假。

　　崇祯五年，皇太极继续派人从大同府联系明廷，声称“我非欲取大位得天下也,所以兴兵,盖欲尔察知其故”，意指效仿俺答汗以武求和，同时表示“惟愿两国和好,财物丰足,互相贸易,各安田猎,以乐太平”。

　　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时，当朱由检听从杨嗣昌“攘内必先安外”的建议后，派遣使者周元忠试探清廷口风，皇太极对其极为礼遇。

　　由此可见，此时的大清对议和之举相较之于明廷更加迫切。

　　对于明廷而言这一暂时和议是解决边患，减少辽饷压力，腾出财力兵力解决内部农民叛乱的大好时机，在当时也是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认可。

　　同时大明与清和谈性质上并非南宋对金国称臣、割地、纳贡等耻辱性不平等议和，“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且市,则非征战矣”，明廷上下也并不承认这是两个国家间的协商，而仅以“议抚”和“议款”等词冠之。

　　而且清廷方面也从未以胜利国的姿态来面对大明，据《东华录》记载，皇太极曾给予书信给明廷边臣“和事成后,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和好若成,即普天之下,尽为尔朝廷所属矣”，完全是一副求和的态度，哪有半分凌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