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异之亲历长城保卫战与长沙会战(2)

　　14日拂晓，敌人步、骑、炮联合二千余人，由潮河河滩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我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后，敌军战败，被迫向石匣镇撤退。当夜，149团又奉命转移到石铁峪五座楼之线担任警戒任务。此后，敌军再未敢大举进攻。

　　5月20日前后，听闻我们部队要撤退，当地群众、驻地房东们纷纷流泪，不舍得我们。后来听说不撤退，大家又都转悲为喜。最后又听说“中日停战协定”签订，还是要撤退，群众又流泪了。他们说“政府不要我们了”，祖父也很伤心，这一幕悲剧，深深留在祖父的脑海里。他曾与团政工干部集体创作，编写了一个剧本《长城泪》，把这情景搬上了舞台。

　　1935年6月“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离北平及河北省。当时关麟征曾给蒋介石去电：“如果不战而撤出北平及河北省，将会丧失民心，影响政府威信。”可惜，此电未被采纳。25师撤离时，部队在长辛店东站集中登车，北平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前来送行，挥泪话别。祖父当时赋诗一首：

　　又闻协定说班师，爱国儿郎涕泪时。

　　回首故都眦欲裂，横行无忌太阳族。

　　长城保卫战后，祖父作为师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师长，陆续参加了保定保卫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经历惨烈牺牲，也得尝胜利滋味。其中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大大地提振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进一步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锋芒同时直接指向湖南。但因为武汉会战消耗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只好与我军在赣北、鄂南、湘北形成对峙。在赣北，日寇占领了南昌，达成了目的，而鄂南、湘北这一面却迟迟没有进展。但经过近一年准备，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日本阿部内阁叫嚣：“以战争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到了!”他下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屯驻湖北咸宁，指挥日寇第3、6、13、33、101和第106等六个师团主力和长江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合计约18万人，于9月14日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同时发动进攻，以求在“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长沙情况紧急，危在旦夕。为了稳定湘北局面，保卫长沙，我军决定在长沙北郊与敌军进行决战。

　　1939年8月中旬以前，日寇在岳阳、临湘、通城一带的兵力约一个师团，分散在岳阳、通城之间和铁路两侧，他们占领据点，构筑工事防守。当时祖父任52军195师师长、该师的部署是：将刘平的565旅放在左翼，并在新墙河北岸的笔架山构筑前进据点，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将刘一华的566旅放在右翼，并在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构筑前进据点，也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补充团作预备队。

　　由于中国军队在新墙河北岸设防了草鞋岭和笔架山两大据点起到了掩护主阵地的重要作用，像钉子一样，成为敌人行动的障碍，这样一来，敌人便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对付我军了。1939年9月上旬，湘北正面日寇突然向中国军队新墙河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重点进攻指向我第195师，我军草鞋岭据点首当其冲，与日寇激战一天，将敌人打退。因我军笔架山据点左翼靠近铁路，对敌威胁很大，所以敌人又转而攻我笔架山据点。

　　1939年9月中旬，在岳阳、通城一带的日寇，分三路向我军第15集团军进犯：一路由粤汉铁路正面继续向我军新墙河之线第52军阵地进攻;一路由湘鄂公路南下，向我军南江桥方面第79军阵地进攻;另一路则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企图在湘江、汨罗河交汇处的三角洲营田附近强行登陆，以威胁我军侧背。

　　我第15集团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决定在新墙河至南江桥一线给日寇迎头痛击，随即向汨罗河南岸逐步转移，诱敌至汨罗河南岸集中兵力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