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末期的昆明《民主周刊》(2)

2017-10-17 04:4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在民盟的政治主张中，抗战与民主始终是不可分的两点。《周刊》在对抗战末期的局势提出自己洞见分析时，也总是强调民主在挽救抗战危局中的重要意义。如《如何挽救西南的危局》[12]指出：“今日在军事上必须改善士兵生活，才可使官兵及军民打成一片提高战斗力量;必须加各战场的配合，才可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动作一致，同时分途反攻。在政治上必须实现真正民主，才可促成密切团结，动员广大民众。”《吃得饱与吃得到:改善士兵生活的关键》[13]针对蒋介石批准改善士兵口粮的新方案评论认为，如果不发扬军队中的民主精神，这种改良士兵未必最终享受得到，相反都会被中间环节吃掉了。

　　在抗日思想与教育问题上，也能读到作者们以天下为己任、不求一己之太平安乐的爱国情怀。吴晗在《战时教育应有的新措施》[14]中痛斥”教育和战争完全脱节，学校如乌托邦，如桃花源，亦如象牙塔，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作者讲到，国外战时学校都在停办减少，而我们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几十个，八年来增加而为一百几十个。又如，政府当局特别爱惜青年学生，在兵役法公布以后，学生仍旧可以免役。课程内容也与战前一样，连军训也还是单调的“开步走立正”。吴晗急切地呼吁，要停办弱势学校，合并性质相同的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由政府全权支配，学生参加军队成为国防军，服役满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学生在校时应该学习射击驾驶通讯，必要时可以保卫地方;严格限制出国，和抗战无关的一律不发护照;提高师生生活水平，“师生同饱”。“学校如军营，才能使教育与生活一致，学业与战争一致。”曾昭抡在《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15]中呼吁，要摒除逃难的心理，现在敌人打到哪里逃到哪里，许多人拖死在路上，妻离子散，“试问这样的奔逃，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于国家有何裨益?“要不惜放弃固有的职业，根绝享乐的心理，排除失败主义的心理。

　　随着抗日战争的走向胜利，《民主周刊》也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共在抗战临近胜利时应发挥的作用。著名报人杜迈之评论道：“我们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力量现在大部分均由中共所领导，这部分力量将与苏联军事活动相配合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份力量在反攻中将尽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如何珍视而善护之;将来在这种收复地区内的政权将如何重建?这尤其是我们现在应当正视而迅速予以安排。“[16]

　　2、关注民生呐喊反腐

　　抗日战争末期，国家形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民主周刊》敢于毅然揭露国民政府抗战管理中的阴暗面，为民生呐喊。民生问题，首先是物价问题。如“昆明的米价，在二月间短短的两星期中，由七八千元一旦，飞跃到三万元左右一旦，简直上涨到三四倍。……对于平民生活的影响，是日益加深，逼迫着他们在生死界限上去挣扎了“[17]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政府的极度失望：“过去对于平抑物价的办法，是寄托于少数的官长去执行，而不幸哪些官吏本身便是封建商业资本的代表，所以，希望他们能平抑物价，那是与虎谋皮，越平越高!”一封读者来信则告诉我们，政府给公务员的公米(低于市场价平价米)被事务科长抬高价格或卖给有关系的官员，来信还抱怨不敢向上峰申诉，恐怕不会有用反而丢了饭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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