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中领导骨干和模范先锋：革命知识分子

 

　　黄麻起义在中国革命中地位仅次于如今家喻户晓的秋收起义，这场起义最终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因素非常的多，普遍的观点认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不仅是领导骨干、中坚力量，还是模范先锋。那么，革命知识分子究竟在这场起义中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一、革命知识分子向黄麻地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黄麻起义发挥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
　　1920年，鄂东籍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成立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作为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培养革命人材的基地。董必武几次写信回家，请亲属和乡友推荐学生赴汉报考武汉中学和其它进步学校。因而，黄安、麻城每年报考和被录取进武汉中学、共进中学、崇实中学、启黄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和华中大学的人逐渐增多。这些学生在校期间受到董必武、陈潭秋等人革命思想的熏陶，绝大多数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先后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1923年至1927年，黄麻籍革命知识分子奉命先后回到家乡，利用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关系，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他们发展的党团员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如董觉生、王鉴、雷绍潜在黄安发展了吴焕先、郑位三、徐朋人、赵赐吾等知识分子入党。这些新入党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又不断壮大党团组织，仅在箭厂河一带就发展了毛国新、吴先绪、吴先筹、詹以贤等青年知识分子入党。蔡济磺、刘文蔚、桂步蟾、邓天文、刘象明等在麻城发展了王树声、冯树功、徐子清等知识分子入党。这种“滚雪球”式地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群，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黄麻地区的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黄埔生”和农讲所学员们，他们曾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听过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讲课，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在黄麻起义斗争过程中，他们根据本地革命斗争的特点，将马列主义理论通俗化，使这种适合本地革命斗争的“土马克思主义”迅速渗透于战士、群众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如在起义胜利后的黄安农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铜送钱把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出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一点证明了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这段话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起义军遭受挫折撤出黄安城时，一些战士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不顾当时的局势怎样，坚决要冲回城去为总指挥潘忠汝等死难烈士复仇。这时，吴光浩告诫战士们“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池和反动派拼死，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把黄安打下的。峋这段话充满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暂时退却是为了将来更有力地进攻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工农革命军游击木兰山时期，昊光浩针对个别战士把枪埋起来，分散活动的主张，坚定地说“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生存，不能胜利。姻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思想的再现。
　　就这样，黄麻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首先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种子播撒在黄麻这块热土上，给黄麻大地送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保证了黄麻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促使黄麻地区人民群众革命觉悟不断提高，促使黄麻地区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从而为黄麻起义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由此可见，黄麻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对黄麻起义真正发挥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
　　二、革命知识分子在黄麻起义领导机构中，成为领导骨干的主体，发挥了中坚作用。
　　为了组织和领导黄麻起义，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的指示，黄麻地区建立了党政领导机构。这些领导机构，自始至终都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
　　在黄麻起义组织准备阶段改组成立的中共黄安县委，十几名委员中，除两名是工农出身的外，其余如王志仁启黄中学学生、戴克敏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戴季伦湖北一师毕业、曹学楷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毕业、汪奠川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潘忠汝黄埔军校毕业、吴光浩黄埔军校毕业、戴季英省立一中学生、詹道尊学生出身等均为大革命时期受党委派从武汉返乡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组建的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磺启黄中学学生，委员刘文蔚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刘象明武汉中学学生、邓天文武汉中学学生、王幼安省立一师毕业、王树声麻城高等小学毕业、徐子清学生出身等，也都是一群离校时间不长的青年学生。起义前夕，两县县委调整充实了两县党团骨干分子，并组织他们下到各区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在这些骨干分子中有吴焕先麻城县蚕业学校毕业、陈定侯北京武官学校毕业、王秀松广州中央农讲所学员、郑友梅学生出身、徐朋人黄安县第一高小毕业、戴雪舫七里坪第二高小校长、程翰香教师、赵赐吾武汉中学学生、徐其虚武汉中学学生、王勉勤武汉中学学生、林柱中武汉中学学生、江汉翘高级农业学校毕业、余壁武汉中学学生、孙士正学生出身等人，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为直接领导、指挥黄麻起义，成立了中共黄麻特委和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黄麻特委由符向一学生出身任书记、刘镇一学生出身、昊光浩、王志仁、戴季英、潘忠妆、蔡济瑛、刘文蔚等为特委委员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曹学楷、戴季英、吴焕先、刘文蔚、汪奠川、王秀松、王志仁等分别担任行动指挥部各项组织领导工作。这两个组织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均为知识分子。起义部队攻克黄安城后成立的土地革命时期长江以北地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农民政府和大别山区第一支正式工农革命军队一鄂东军，其领导成员主要仍由黄麻特委和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的领导人担任，都是革命知识分子。起义军受挫后游击木兰山时期由鄂东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仍由革命知识分子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中由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知识分子出身的各级军事负责人占。同样，这一时期鄂东北地方党团组织中的负责干部，“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且“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如区委以上干部余人中，学生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几工农分子只有一人参加了黄安县委，“麻城县委全系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处于黄麻起义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的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领导骨干的主体，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三、革命知识分子是联结上级党组织与黄麻地方党组织的红带，在黄麻起义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当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时刻，黄麻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注意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及时将党的指示精神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湖北省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黄麻党组织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但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两县党组织和革命知识分子感到困惑和迷茫。月下旬，黄安郑位三、陈定侯、程翰香，麻城李梯云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生等人先后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与中共湖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并获悉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部署和指示，随即回来进行了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为两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价迅速下到各区乡进行宣传贯彻。黄安吴焕先、徐朋人、曹学楷，麻城蔡济磺、刘文蔚、王树声等分别在箭厂河、乘马、顺河一带召开万人暴动大会，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公开打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九月暴动”。“九月暴动”的斗争实践，使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建立政权和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九月暴动”停滞后，黄安郑位三、戴季英、麻城孙士正先后赴武汉，向省委详细汇报了“九月暴动”的情况，并带回了省委关于“实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真正平民的革命政权”、“组织农民革命王”的指示。黄麻革命知识分子将省委指示贯彻到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中，领导两县工农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政权和军队，并占领黄安城天。起义军转战木兰山后，再派曹学楷、戴克敏赴武汉向省委汇报工作。根据省委“迅速造成鄂东割据局面”的指示，第七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最终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取得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可以看出，黄麻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指示的统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四、革命知识分子在起义过程中，英勇奋战，身先士卒，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黄麻起义的全过程中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充当革命的“马前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平了起义胜利的道路。在起义组织发动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革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挽危局。在起义爆发的战火硝烟中更见革命知识分子一往无前的英雄风采。如在黄安城突围战斗中，潘忠汝主动担当起突围掩护任务。他从南门打到西门，从西门退向东门、北门，终于从东门杀出一条血路。他先后次杀进城门，掩护一批又一批战士突出重围，在右腿、背部、腹部等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他用手捂住冒出来的肠子，推开前来抢救他的同志，继续指挥战斗。刘光烈学生出身，起义副总指挥、王志仁在守卫北门和南门的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起义部队转战木兰山后，奉命留下，就地坚持革命斗争的蔡济磺、刘文蔚、邓天文辗转乘顺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反击敌人的疯狂反扑，为“二次暴动”保留了相当的群众基础。蔡济磺还写下了“明月照秋霜，今朝返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的诗篇，表达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情怀。不久，蔡济磺、刘文蔚、邓天文不幸落入敌人魔爪，英勇就义为了发动麻城暴动，王幼安在搬运武器途中被捕入狱，他写下了“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政，甘心直上断头台”的诗篇，于1928年2月17日被杀害于麻城宋1928埠黄安箭厂河程儒香学生出身被捕后，经受了敌人施行的压杠子、火烙等10余种酷刑，被敌人用4根耙钉钉在墙上、树上，挖眼割舌，仍怒斥敌人，留下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据1929年5月统计，牺牲的烈士麻城有30多人，黄安有60余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是革命军中真正的“马前卒”，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五、革命知识分子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时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发挥了革命灵魂的作用。
　　黄麻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除本身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外，绝大部分都还是土生土长在黄麻地区，他们对本地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一次又一次地引导革命群众取得斗争的胜利。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党中央曾为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所控制。黄麻革命知识分子有效地抵制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对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影响，保证了黄麻革命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1927年7月初，在大革命即将失败的危急关头，让“黄麻运动暂停6个月”的指示传到吴焕先手里，他看后气愤地将指示信一扔，坚定地说“这指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执行一切革命活动一律不准停止。’，在这历史即将发生转折的特殊时期，黄麻革命知识分子虽然不能预见出国共破裂的最后时刻，但他们却凭借着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性感到时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革命人民必须武装起来。戴克敏在总结黄麻群众配合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平息反动红枪会匪叛乱的经验时说“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口喊喊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的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准敌人而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中国革命在一天天紧张起来，同志们，武装起来’，11月14日黄麻起义军夺取黄安城时，中共黄麻特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成立农民政府作为政权机构，农民政府以最简单易懂的口号号召农民，而不是按照中共湖北特委的指示用“苏维埃”这一群众很难理解的名称，从而使几乎全数农民集合于农民政府的旗帜下。黄麻城失陷后，起义军转移到黄麻北部地区游击，但不能立足，他们没有机械地执行特委关于“马上向麻城属之各区发展，……有攻城之可能，立即攻下麻城’，的指示，而是分析当时黄麻地区的局势，主动将部队移至木兰山游击，保存并发展了这支革命力量。在开辟紫山堡的斗争中，他们更是依据当地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特殊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与当地有许多社会关系的曹学楷、徐朋人提出“有绅不劣和有土不豪者不杀”的口号，稳定了一部分中小地主，争取了其中较开明的分子。他们还请该地头面人物喝酒，协调关系，争取他们不与革命为敌，充分利用当地红枪会与军阀的矛盾，联合红枪会共同反对军阀。这一系列适合当地情况的政策策略的实施，使革命军得到了边区余万群众的支持，在那里站住了脚跟，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总之，正如徐向前曾说过的没有这些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土马克思主义者”，黄麻革命是“闯不出来这种场面来的”。黄麻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凭借着自身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革命的每个危急关头，都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出正确的决断，保证革命沿着胜利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了革命灵魂的重要作用。
　　六、黄麻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特殊，誓死革命，在起义过程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有机会上学接受教育，先于一般人接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些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便自觉地去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公开背叛剥削阶级，与自己的地主家庭决裂，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员，坚定地与广大劳苦群众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并体现出超凡的革命彻底性。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大义灭亲，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在群众中有极强的号召力。如小地主出身的王树声、桂步蟾等，带领其兄弟姐妹，“登门向佃户和债户宣布，今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烧毁田契、借约”。地主家庭出身的昊焕先，在家乡召开群众大会，不顾父亲的反对，烧了自己家的田约和账本赵赐吾动员家人搬进一间破柴房，决心和穷人一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将自家房门贴上封条，将地租契约当众烧掉，宣布“我家的田地、房屋、财产一切都交给农会，分给穷人，农民们欠的债务全部免除”。尤其是王树声刀劈舅爹丁枕鱼当时麻城一大恶霸，有“麻城北乡一只虎”之称，吴先筹智擒叔爷吴带村黄安紫云区大土豪，王秀松革除恶霸父等知识分子党员大义灭亲的事迹，则更为群众所传颂。农民们正是从这些出身特殊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理解了党的政策，懂得了革命道理。他们从此坚定地说“现在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正因为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而又公开背叛其剥削阶级家庭，他们才具有强大的革命影响力和号召力，才使得黄麻党组织在这一地区能一呼百应，革命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特殊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黄麻起义过程中真正起到了革命榜样的作用。
　　总之，在黄麻起义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活跃于起义斗争的各个阶级。他们不仅“富于政治感觉”，充满献身精神，而且能凭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大革命中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在实践中勇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黄麻起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