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剑英：我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年外有日本入侵，内是政府腐败，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政府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连年内战。中国向何处去?千千万万老百姓忧国忧民，特别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学生，都在奔走，寻找抗日救亡的出路!

　　我是1923年3月5日出生在浙江农村的穷孩子。在那个年代，一般到14岁左右，都要走上社会去谋生。经商学生意，是宁波人惯选的生活出路，以求个半饱，帮助老板赚钱一辈子。

　　一、入伍前，我辛酸苦难的童年生活

　　6岁开始，我在本村九龙三校读书，家庭生活困苦。由于母亲能勤俭持家，精于针线手工生活，帮邻居缝制衣服，勉强还能维持生活。10岁时母亲病故，哥哥已到上海布厂学生意，父子两人已无收入来源，生活更加困难，只得向邻居借米度日，由父亲先向邻居讲好，我用掏米箩去邻居家1升、2升的拿来，还向人家讨些臭咸菜来，全村几乎每家都去借(讨)过。今年我回家乡探亲时，曾对乡亲们说过：“我过去欠你们的太多啦”!

　　我在本村祠堂办的学校读书，是欠着学费求学，勉强读了6年书。每天早上天刚朦朦亮就到学校，中午放学回家，有时掀不开锅，而父只好饿着肚子再到学校，老师问我：“为什么这样快就回来了?饭吃过了?”，我说：“吃过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咽。下午放学回家，我每天拿一把小刀，一根绳子，到处找野菜——一种野菜刺苋，拿回家洗净切成段，放些盐用水煮着吃，既是小菜又是主食。尽管生活困难，我还是暗下决心，更要努力读好书，穷孩子更要有志气，想通过读书，将来可改变穷苦的家庭。

　　14岁时我在表兄施信槐帮助下，介绍我去宁波南横溪镇润德绸缎布匹洋广杂货店学生意。三年学徒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了，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占我国土，残杀我无辜同胞，在宁波尚未沦陷前，日军就在宁波市中心开明街一带投下了细菌弹，造成鼠疫肆虐，企图制造无人区，这种惨无人道的血性屠杀，在我年轻的心灵中埋下了一个“恨”字——民族的仇恨;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派游击队的腐败无能和欺压老百姓，听到日军要来，就闻风而逃。当时横溪一带的霍中柱游击队就是鱼肉人民，压迫老百姓的民族败类。血泪仇、民族恨，历历在目，在我思想深处涌起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不做亡国奴?怎样报仇恨?当时政府也宣传要“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怎么办?18岁时，我离开横溪，由另一个表哥蒋尔卿介绍，到宁波后市巷一号鑫安棉布庄为职工，这个店是表兄与金华一个老板骆凤高合资经营的，营业性质是从宁波(沦陷区)把棉布偷运回来，然后到我家乡下打包(游击区)，再雇民夫经四明山区挑运到县转运到金华(国统区)，每批40～50担，途中可能会遭遇多种杂牌游击队，需用钞票铺路，危险性较大，但利润很高，仅半年时间往返三次，资金从2万元发展到16万元，我与另两个雇员负责押运，得到金华方面的老板厚偿，每人1000元法币，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赎回了被抵押的房屋，帮父亲治病买药，改善了家庭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日军向浙赣线挺进，金华总店的货物向福建浦城转移时，不幸被日军放火毁之一炬，二店从此息业，我又失业在家，更引起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由此觉得，在战火横飞的情况下，经商也不是我的出路。

　　二、穷则思变，怎么变?必须做出抉择

　　我在宁波布店经商期间，我哥哥一家因战乱也从上海逃难回乡而失业，尔后他与大舅二人常去三北挑棉花到宁波贩卖，听他传说有个叫三五支队的游击队在三北一带活动，敢打日本鬼子，对老百姓非常好，对做生意的人也不像国民党搞苛捐杂税，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游击队。”这些消息，我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觉得机会来了，我就是要参加这样的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