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优：抗日救亡运动引我走上革命路(2)

　　从1929年到1936年，母亲带着我，孤儿寡母在上海这块冒险家的乐园谋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6年7月，我才上一年初中，家中生计实在困难，母亲要我挑起家庭负担。于是，找我姨夫堂弟周荆庭，他介绍我到上海华孚金笔厂当练习生，时我年龄12岁。

　　华孚金笔厂是奉化县城关人周荆庭先生所创办。他是一位爱国资本家，二十年代办起该厂，他曾去美国等地实地考察，学习了西方新兴工业管疆芳法，回国后，摒弃陈旧的封建主义管理方法，改革工厂管理，把工厂办得欣欣向荣，一度成为上海国货行业实业先进，产品属三级国货。我进厂，曾在工务部、储藏部当练习生。

　　1935年底到1936年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6年12·9学生各地学生纷纷要求去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兵谏蒋介石，逼蒋抗日。华孚厂是一文化性较强的工厂，工人大都有初中文化程度，对社会上抗日战争要求，工人中比较容易散布，工人中传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曲，一直发展到唱“旗正飘飘”、“自由神”、“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农工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虽然不能在马路上大声唱，但歌声却也悄悄地钻进工人的心坎。社会上，学生中抗战烽火在一天天燃起了工人中的爱国热情。由于我从小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工厂里年龄是最小的，但受爱国热情的感染，要奔向自由、平等、博爱之心，倒是站在最前列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一个月后就把战火从华北蔓延到华东。8月13日，中日军队在上海交火，日本政府声明发动对中国全面进攻，.并狂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抗战形势急岌的变化下，地处战场边缘的华孚厂宣布暂时停工关厂，工人们全部遣散回乡，才进工厂的我，于1937年8月初又回到奉化家乡。

　　1937年的奉化，已经有强烈的抗战氛围，北门口公共体育场常有人群聚会，宣传演出，民众教育馆内也是歌咏队的歌声不断，奉化中学、锦溪中心学校更是抗日歌声嘹亮之地，锦屏山上时有人集会，县新民剧团演的以抗日内容的活报剧也时而能见，连我家的房客王振声律师夫妇俩和他的儿子、女儿、媳妇常言必谈抗战。

　　“八·一三”后，我随母亲回奉化住了一年，年间，祖母周氏去世。1938年暮春，上海华孚厂复业，母亲说，“你已14岁，应该离开家，一个人去闯天下。”他要我一个人从奉化到上海，回到工厂工作，她自己则在乡下小学教书。母子俩人分别在苦难的旧中国，为争取美好未来的而度生。

　　三、抗日烽火点亮我的心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使人们觉醒，战争虽然有大量破坏行为，但战争却又建设了人们的思想。

　　再次回工厂后，我仍在储藏部工作劳动。这次，我一个人回沪，思想上带着好多问号，“中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人?”，“母亲年轻时代，那个曾在奉化出现过的共产党到哪里去了?”，“到四行仓库给八百壮士献国旗的女学生为什么那么勇敢?”，“在租界里只能守中立，那些要抗战的人们在哪里?”，“加紧学本事，将来到内地参加抗战。”等等。正在苦恼，想在社会上寻方向的时候，我通过夜间补习学校、通过阅读报纸(如《译报》、《导报》、《文汇报》、《上海周报》)，通过进步书店、报摊、工厂进步工友，由好奇心出发，参加了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参加了译报副刊大家谈文艺通讯员，通过了三个读书会，通过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励志英专等，结识了不少赞成抗日的进步人士、热心青年、党的外围组织和朋友，在1938年—1941年期间，看了许多书籍、小说从《家》、《春》、《秋》到《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从中国作品看到苏联及外国作品，如《铁流》、《夏伯阳》、《复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理论书从《论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青年修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到《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一直到《论反对派》、《共产国际纲领》、《资本论》、《鲁迅全集》等等，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看，生吞活剥，由于时代和环境影响，学习真是饥不择食，正像“我们的读书会”简章中说的一样，无论我们今后走哪一条路，喜欢什么专业，去干什么具体工作，学一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读一点人生观的书，无疑是普遍的、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每一个人前进中会有好处的。这段时间对我思想启蒙影响最大是杨行、.王平、李培源、汤剑鸿、巴人、吴梅林、秦信等人。由杨行组织的华孚厂读书会、由成语组织的新文字研究会读书会和以我组织的华光剧专读书会等学习，奠定了我进步的人生观的基础。湖南路400号、石门路及斜桥弄、拉都路、绍兴路等几处是我转送根据地进步书报的几个点。由于我年纪小、灵活，可以避开租界外国巡警检查的关口，杜美大戏院放映苏联影片时，看到苏联人民生活则是当时头脑中最大的向往，使我看到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的社会，使我懂得社会必须变革，中国必须革命，个人必须投入到革命中去。1940年，华孚金笔厂工人杨行(奉化大桥人)、金松波悄悄去了苏北;1941年初，周开柽(奉化人)也离开了家，放弃高中读书机会，去了苏北o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抗日根据地需要补充新生力量，同时，华中抗大和鲁艺通过地下党关系在上海招生，我为了去考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决定在上海学一点基本知识，于是考进了上海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为去鲁艺作知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