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德：抗日促我走上革命征途

　　1923年我出生在上海英租界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虽在我三岁时得了严重肺病，关了他的营造厂，但依靠积聚的房地产，有租金收入，生活仍较富裕。我高小考入大任小学，校长比较进步，在她和一些热血青年教师的教导下，我受到了反帝、抗日救国的启蒙。1937年我小学毕业时，“813”沪战爆发，我经常回母校，目睹苏州河北边日寇狂轰滥炸的火海和难民狂潮般涌向租界的惨状，悲痛与愤恨难以言表，于是与师生一起参加宣传、募捐等抗日活动。我曾一度打算不读中学，这是由于一方面想从此全身心投入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则是父亲病故，我家在闸北的家产又被日机炸毁，家道中落，筹措学费不容易。但最后拗不过妈妈的劝说，进了天主教办的金科中学。虽说那时该校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英租界，可是学校里那些当权的洋神父却同德意日法西斯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不许学生从事抗日活动，星期日还逼着教徒学生上教堂做礼拜。1941年我校对面囚禁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集中营内，谢晋元团长被日寇收买的叛徒刺杀，同学们义愤填膺，终于冲出校门参加追悼会，洋神父不仅不支持，而且开除了我班带头的同学以压制学生抗日行动。那时我抗日救国的思想未被泯灭，经常藉故不去教堂做礼拜，不是阅读有关抗日的报刊、小说，就是看些进步电影、戏剧，如“正气歌”、“葛嫩娘殉国”、“香妃”等，加上学校一些进步教师对我思想上也有启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我们中国人要直接遭受日本鬼子的残暴统治，过着亡国奴的日子，例如过日军岗哨得低头鞠躬行礼，稍有不慎就是打骂等，面对日寇的横行霸道和学校的反动教育，一些进步同学纷纷离校，听说是去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打鬼子的，我也不愿继续受日寇奴役与凌辱决心离开敌占区，但对共产党还缺乏正确认识，却认为国民党是正统，而且在重庆还有亲友关照，1942年冬我利用日寇要在市区征兵的机会，经过争取，我妈妈终于同意我去大后方重庆。

　　我是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少爷”，从上海到重庆可说是历尽种种磨难，生活的现实让我开始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妈妈同意我去重庆后，我约个同学作伴，找了一个自称能保证我们安全通过日伪封锁线的旅行社作响导，1943年初与该社另外四个客户共六人化装成商人，随响导乘火车到蚌埠，响导为我们雇了两辆架子车运行李，但当我们要闯封锁线时，响导却溜走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闯关。还好，幸亏我们的法币藏在腰带里未被查出，进入“三不管”地区遇上土匪，把我们值钱的行李洗劫一空，为了去抗日大后方，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正当我们庆幸到达国民党统治区时，想不到国军的关卡使我们又遭搜掠，甚至牙膏牙刷也拿走了，堂堂国军竞比土匪还凶，怎能不叫人寒心!不过那时我们还认为这是前线，后方不会是这样吧!其实呢?兵穷民更穷!在皖北平原上，一路见到农民过年仍以山芋叶梗充饥，还遇上土豪敲诈买路钱，熬到河南漯河，以为这样好了，可以乘火车上洛阳、西安入川了。为了庆祝，我上街买了几斤白馍馍，不料碰上一批衣衫烂缕的儿童把我手棒的馍馍打翻在地又和上泥沙往咀里啃，我看到他们个个脸有菜色，就让他们抢走了。这时围观的老乡了解到我们是要去重庆，说洛阳正在闹灾荒，已发生人吃人的悲惨现象，建议我们向南走湖北襄樊为好，是的，那时河南省正遭遇“水、旱、蝗、汤”四大灾难、水灾，即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攻，荒唐地命令他的部队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防，造成了百万人民被淹死、饿死，几百万人民逃难的大灾难;旱灾、蝗灾接着也来了;所谓汤灾则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河南鱼肉人民所造成的苦难。于是我们掉头从叶县乘车到湖北老河口，雇了两个挑夫，翻越武当山，跋山涉水800里终于到了长江边的巴东，这里可以乘江轮入川了，不料客轮全部被征用为“差船”不准搭客。我们这时囊中所剩无几，不能耽搁，经旅店主指点，只好送钱给船上押差的军队，名日“卖黄鱼”，不巧另一条差船上的军队也要争我们这六条“鱼”，争不到就告发，当我们乘的船在奉节县靠岸过夜时，岸上来人把我们押进了镇政府的牢房，审讯中我们诉说了投奔大后方的种种磨难并以绝食抗议从而获释，还让我们登上另一条差船去重庆。到了重庆让人更失望，茶馆贴的是莫谈国事，街上押的是绳索绑着的壮丁，而那些达官贵人却花天酒地，人们说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除了偶而有日机轰炸外，根本闻不到抗日的气氛，令我悔恨莫及。彷徨中我的堂兄(北碚复旦大学学生)和其他亲友劝我继续学业，争取科学救国。这样我就住到北碚堂兄处备课应考。1943年夏我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复旦大学园艺系。可是注册那天，我持学历证件前往，校方竟说，按国民党教育局规定：同等学历是以考生读完高一后，因战争失学为条件。说我已读过高三上，读多了，不够条件不能注册。我顿时火冒三丈，拿了证件就走，幸好我堂兄的同学，懂得国民党的那一套，给我写了张高一失学后，由家庭教师补课的证明，我就凭这张假证明顺利地注册了，这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