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四姐妹 张充和是否暗恋沈从文？

　　张充和四姐妹

　　张氏四姐妹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四个女儿。张氏原籍安徽合肥，家居苏州，祖上系清末合肥籍的淮军首领张树声。其中大姐张元和，即与小生名角顾传玠恋爱而结为伉俪（后旅居美国）；二姐张允和，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四姐张充和（小妹），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傅汉思教授的夫人。

　　张充和是否暗恋沈从文

　　《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为了阐释沈从文与张充和的“爱欲”，《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文列举了许多“事实”，可这些“事实”都不能成立。

　　《证》文作者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追踪到“青岛”时期之后，又放言高论：

　　……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按，张充和1938年12月到达昆明，稍后参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主持的教科书编辑事宜，1939年3月教科书编辑工作渐近尾声，其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乡下养病，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曰：“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惟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张充和后来在重庆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传奇，沈从文则默默写下《摘星录》、《看虹录》、《绿魇》、《黑魇》等篇章，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段感情作出深挚的祭悼。

　　这一大段文字中的“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等等，都是极为轻率的猜测。

　　1939年5、6月间，沈从文住在呈贡杨家大院，除了沈从文一家及张充和，住在杨家大院的还有杨振声、卞之琳、孙福熙，以及“音教会”的同仁，经常来杨家大院会聚的还有一批曲友和票友。常言道“人多嘴杂”，假如真有什么“流言”的话，是包不住的。可迄今为止，除了这篇《证》文，并未见到有关沈从文与张充和的“流言”。至于张兆和应聘赴昭通任中学教员的事，那是生活所迫，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绝不是《证》文所说的“恋情”。因交通受阻，张兆和的昭通之行未能成行，于1940年秋天到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也到该校上义务课；1941年秋，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也跟着去上义务课；1943年秋，张兆和到呈贡县中任教，沈从文也到这中学教义务课，“妇唱夫随”，反倒是有感情的见证。细读沈从文惟一一封《致张充和》的信也真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