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邯郸的几起重大惨案(20)

　　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挫敌锐气，我军129师和115师344旅，决死一、三纵队，根据集总命令，采取集中与分兵反击的方法，在夺取武乡长乐村战役胜利的基础上，先后收复18座县城。1938年4月29日涉县城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上，从而粉碎了日寇的九路进攻，我军民夺取了反“扫荡”的胜利。

　　7月份，日寇又向我涉县发动“扫荡”，占领了涉县城。经我军某部苦战数日，复与7月22日晚再度克复，残敌百余人，向邯郸方向溃退。

　　第二次“扫荡”：

　　1939年7月初，日寇刚刚结束了对冀南的“扫荡”后，紧接着又抽调20师团，109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35师团、108师团，独立第四、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0000余人，由驻山西太原之敌第一军军长梅津指挥，对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敌企图寻我主力作战，以打通白晋、邯长、平辽等公路，控制主要城镇，将我根据地分割成数块，然后实行所谓“分区清剿”，逐步压缩，实现由点连线，由线到面的控制占领，妄图把我军挤出太行，扼杀与消灭太行山区这块抗日革命根据地。

　　正当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一直打着抗日幌子，干着反共反人民，出卖祖国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西、太南的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庸等国民党部队，积极破坏抗日政权，暗杀抗日干部，偷袭抗日武装，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欺骗群众，暗地配合日寇，阴谋趁火打劫，把我军赶出太行，好进一步奴役和出卖太行人民。一时间阴云四起，形势十分严重，正如刘伯承师长那时讲话：当时的处境是“前门拒虎，后门打狼”。

　　7月6日，敌109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

　　7月7日，敌第二次占领我涉县城。

　　敌人“扫荡”的手段非常毒辣。为断绝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每前进一步就安一个据点，每安一个据点就四处对周围的居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军事镇压，加上野兽般的烧杀、奸淫、掳掠，沿途村庄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洗劫。

　　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于7月12日在河南店设下据点，并排了一支300多人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哪里。

　　8月7日，敌由涉县、潞城两地一起出动，采取东西对进的办法侵占黎城及其县城，打通了邯长大道，把我太行抗日根据地，以邯长路为界，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

　　9月，日寇派出部队到涉县西路地区“扫荡”，仅在西辽城村就杀死20多人，烧毁房屋1800多间，群众的衣服、粮食遭到严重损失。

　　11月间，国民党在太南的数万军队积极制造反共摩擦，由男向北给我军以重压，后方又受到日寇威胁，形势异常严重，为打断日寇分割我太南、太北的封锁线，改变我方在敌顽夹击下的不利形势，我129师奉集总命令，以师主力及晋冀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并指挥115师344旅展开了邯长战役。战役于12月8日开始至26日胜利结束。自7月我涉县城沦陷后、从8月下旬至12月下旬，我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战200余次，毙、伤、俘敌3500余人，击毁敌机一架，收复涉县、黎城两座县城，攻克敌据点23处。从而敌人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被粉碎，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我军后方，改变了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受敌夹击的不利形势。

　　第三次“扫荡”：

　　1940年，日寇在我华北不仅任意侵占城镇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而且还将主要的公路、铁路全部控制起来，以切断我方之交通运输命脉。我军为打破日寇的占领与封锁，遂于1940年8月至10月发动了百团大战，将日寇占领的平汉、正太、同蒲几条铁路切断，收复了很多失地，给了敌寇以沉重打击。敌人为了报复，紧接着就对我太行区晋东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报复性“扫荡”。从10月6日至11月14日，反复进行了三次大合击。他们在清漳河两岸往返窜扰，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破坏我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