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云南金融（上）(2)

　　云南之所以以牌坊锭作为收交中的主要货币自有其特殊原因。云南是经济不发达的边疆省份，全省钱粮不及江浙的一府。湖北和四川两省来的协饷都是大银锭，必需改铸为适合云南市场需要的小银锭。另外，云南与越南、缅甸、泰国接壤，通过贸易和其他往来，带回来的国外银饼、银元，一般都按习惯熔为银锭。而云南省内各地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滇中及滇东、滇南一带，多用牌坊锭，滇西则多用槽银”，此种槽银，又通称细丝槽银，与母鸡课银都是各地通用的小银锭。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清末昆明有兼销铺二十多家，公估商六家，多半集中在今天昆明的光华街、正义路和文庙横街一带。

　　(五)高利贷与当铺

　　古老的典当业据文献记载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本省典当由来已久，有典、当、质、押四种之分。典之资本最大，利息最轻，押值亦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则实得其反，其外尚有所谓代当者，多设于乡农小邑”。发展到后来，已无如此清晰的划分了。从数量上看，据杨端六先生的计算，清代光绪时期全国约有典当行七千余家，在官银号及国家银行未成立之前，国库及地方官款多存于典当生息，有的地方甚至官设当铺，如云南的兴文当和益华当都是官当，以后且在地方势力的扶持下都发展成了银行。昆明近郊名胜黑龙潭寺庙中现存的“名书玉笈”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上面记载当时昆明曾有当铺60家、押铺五家为重修黑龙潭寺庙捐款，自然不一定是全部数字，而以当时昆明的人口计算，此数确非小可。据1910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所编《云南概况》中记载：“(昆明)户数：城内6127户，城外3624户，共计9751户。人口：城内71614人，城外23621人，共计95235人。”大约不到163户中就有一当铺。

　　又据张肖梅编《云南经济》一书记载，大约在抗日战争前，全市的典当号、小押店共合计不过四十、五十家，抗战以后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调查，仅余二十三家。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典当业的押品，尤其是其中的不动产难以迅速实现资本转换，“每日当件数目，虽然大有增加，然只当不赎，致成货堆积如山，出号亦无购者，于是现金均成当件，无法流动”。此时典当业真的已穷途末路了。

　　(六)钱庄与票号

　　我国近代史中所谓的钱庄，大抵在长江流域称呼此名，北方及港、广称为银号。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本省钱庄，大都规模简单，惟昆明为发达。清代末叶，南门至马市口一带，有数十家之多。”

　　我国西南省份，票号也曾盛极一时。云南省当时的票号有山西帮的百川通、宝丰隆;浙江帮的乾盛亨、盈泰兴等。云南省本省人兴办的票号有王炽(王兴斋)所办的同庆丰――天顺祥票

　　号，在云南经济发展方面曾起过较大的作用。除同庆丰外，还有玉溪人马勋臣设兴顺和，于经营银、锡、普洱茶、山货之外兼营汇兑，此种性质之商业机构亦为一特点。

　　关于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天顺祥票号，根据《新纂云南通志》所记：“两号为虹溪王炽所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1872～1873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乃亲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三万两，其余各一万两，并包销四川盐岸。咸、同滇乱与中法谅山之役，均筹垫饷糈，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著，凡协款、丁款、丁赋均归其专办”。但同庆丰――天顺祥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后，遭到许多倒账损失(其中大部属于封建政府及官僚的欠账)。“昔日依官起家，今则缘官招损”，最后终于在鸦片投机失败后倒闭。

　　(七)商号兼营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