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日特组织潜伏人员(5)

　　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坂本二三四将孙明哲、隋长安、姜晋城、赵氏兄弟等几名骨干成员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日军可能要宣告投降，这是大日本天皇的命令，没有办法。你们要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要想办法保护好自己，可以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日寇宣布投降第二天，坂本二三四再次召集几名骨干成员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潜伏任务布置，给每个人20两黄金及300—400尺不等的花洋布作为活动经费，任务主要是搜集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每个人搜集到的情报均报给孙明哲或赵文浦。

　　连云港市是一个沿海城市，解放前是外国统治者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海(东海)赣(榆)沐(阳)、灌(云)、连云四县及市的首脑机关都盘居在这里，敌人的统治力量很强，日本、国民党在临撤退时，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了予伏部署。解放后虽然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安排警力会同相关部门，采取走访排查和重点提审案犯相结合的方法，对敌特旧基础和其嫌疑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排，也查处了一批敌特旧组织和预伏特务，但仍有许多人故意隐瞒自己的那段历史，加上没有给力的证据，最终逃避惩处。

　　就像本案赵氏兄弟和孙明哲等人，在每次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审查过程中，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正经清白的商人，或只是受生活所迫，不得已在日企公司找个工作糊口而已，从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同胞的事，最终也只是关押审查一阵后就不了了之。

　　日军攻占一个地方后，沦陷区受日伪政府统治，因此汉奸的数量必然是巨大的。对待如何处理汉奸问题，抗战期间，中共提出主动和被动要分类归罪。也就是将积极投身于日伪工作的人和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被骗、被迫，不得已与日伪合作的人，要分清对待。而国民党则将汉奸的身份高低作为处罚的标准。

　　抗战胜利后，中共呼呼严惩汉奸。国民政府最初也积极行动起来，由于许多汉奸改名换姓逃跑到乡村，或逃跑到外省市。司法行政部还曾将汉奸名册寄给各个机关，悬赏鼓励人民告发、捕获汉奸。但是很快，这一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图谋内战，国民政府打算利用汉奸巩固自己的势力基础。汉奸不仅花钱疏通就能将自己的过去经历洗白，还有的人顺利加入国民党军政部门，甚至谋个一官半职。比如曾任江苏省涟水县县长的灌云人徐继泰，1941年5月任国民党江苏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1942年6月率部投靠日军当上“徐州、东海剿共副总指挥”，后被日军任命为徐州绥靖军第11旅旅长，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3军军长，对苏北及山东滨海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并多次配合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战胜利后，徐继泰不仅置身事外，还被国民党收编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他成为海州、新浦地区的接收大员，登记接收日寇、汉奸公司的一些房产、设施、财产等，顺带着敲诈勒索商人。接收大员，在当时是真正的肥差，他们在沦陷区享受着胜利果实，实行“五子登科”式的大“劫收”，瞬间暴富。李宗仁曾对此感叹道：“政府在沦陷区之人心丧尽，莫此为甚!”接收大员们大把捞钱的同时，将送礼给他的汉奸身份洗白。本案的主角赵氏兄弟等人，就各用100尺花洋布贿赂徐继泰，每个汉奸特务的身份就洗白了。即便被国民政府发现其有大肆更改删除一些日伪组织或汉奸特务的行径，徐继泰仍然一路升迁，后相继任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第5师师长、两淮盐务局商巡总队总队长、国防部暂编第6纵队司令等职。直到1949年5月5日在上海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1月29日在灌云被处决，这样的一个屠杀军民的汉奸才被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