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明：我在王耀武身边十五年

我和王耀武都是山东泰安人，还有点儿亲戚关系。他为了提携我，从1933年到1948年，一直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因为我跟随他15年之久，所以大至他指挥的某次战役，小至他身边的生活琐事，我都目睹亲闻了一些。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对研究某一段历史或对研究王耀武本人，也许有些参考价值，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这个已至垂暮之年的耄耋老翁，就能含笑地进入九泉了。

1933年当我18岁的时候，在泰安老家实在找不到谋生的门路，家里人对我说，王耀武现在作了大官，在湖北当了中央军的旅长，你去找他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于是我去找王耀武。这时他正在湖北围剿红军。除了当中央补充旅的旅长之外，为了增加点收入养家，他还在汉口开办了一个饼干厂（王耀武进黄埔军官学校前，在天津北安利饼干公司当过学徒），我找到他以后，他便暂时把我安插在他所开办的这个饼干厂里。不久红军突围西上，从贵州又折而北行，王耀武奉命率部移防陕西南部堵击红军。这时王便把我调进了他的公馆里。照顾他的太太郑逸兰和几个孩子。不久，我和他的家属也去了汉中，从此，我就在王耀武身边当了卫士。

王耀武驻防陕西汉中的时候，旅司令部驻扎在汉中城内，各团则分别驻扎在褒城、勉县、城固一带，企图截击从四川长征北上的红军。1936年12月的一天，王耀武忽然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叛变，扣留了蒋介石，令王耀武火速率部北上，去西安讨伐张、杨。当时命令急如星火，我随王耀武匆匆从汉中出发，急行军向北奔去。部队到了泽县，王耀武忽然又接到“停止待命”的命令。在“待命”期间，王耀武见泽县城垣坍塌不全，街道高低不平，便命令部队加固城墙、整修马路。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王耀武的部队又奉命返回汉中。这时已是1937年初了，我们便在汉中过了旧历新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京卢沟桥向中国军队挑衅，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北平、天津。8月，日军又在上海登陆，发动侵略，中日两军又在上海打了起来。当时只有张治中带领部分军队在上海抗击日军，势单力薄，蒋介石命王耀武急速赶往上海参战，并将他的补充旅改编为新编十一师。我随王耀武急行军由汉中赶往宝鸡，准备乘陇海路的火车迅速赶往上海。途中又接到命令，将他的新编第十一师改编为五十一师，王耀武任师长，张灵甫任副师长。他的部队也换了新的装备，原来用的“汉阳造”（步枪）换成了“中正式”（步枪）。8月28日，王耀武率部到达苏州，下车后又迅速赶往嘉定，师部驻扎杨树浦。29日，接替了胡宗南由罗店至施相公庙的防线，全师与日军当即展开战斗。当时日军的装备比我们中国军队好得多，他们上有飞机，下有战车，而我们却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从装备上来说，日军处于绝对优势，可是我们中国军队士气高昂，看见远处日军战车上的膏药旗（日本国旗形似中药膏药）就眼中冒火，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我没见过一个临阵怕死脱逃的。白天日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王耀武便在夜晚带领我们几个卫士亲临前线指挥。当时子弹在头上丝丝飞过，炮弹在身边爆炸，士兵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了下去，可王耀武却还是带着我们在弹雨中穿梭来去。我初次亲临战场，心中不免有些胆怯，可看到王耀武那样镇定，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就这样在上海和日军打了3个来月，11月底，王耀武奉命从上海撤退，参加保卫首都南京。我们在南京城外9公里的上方镇安营扎寨，日军迅速从上海追击到南京。一天，王耀武率各团团长去查看阵地，突然被日军包围，五十一师各团营迅速赶去增援。突围后，王率部撤退到雨花台、水西门外。当时负责南京防卫的是唐生智，为弄清敌我双方态势及唐生智的防守意图，王带领我们几个卫士乘汽车去南京城里唐生智的司令部。可司令部门前只有几个卫兵守卫，里面却已人去楼空，原来唐生智已弃城逃之天天。王率领我们仓皇上了汽车，意欲返回驻地，这时溃兵拥挤，汽车根本无法行进。王于是命我们丢掉汽车徒步西行，到了城边，遇到宋希濂部一个排长，王说明自己的身分，交给了这位排长一张自己的名片，这位排长才帮我们用绑腿带结成绳子，缒城而下。到了长江岸边，工兵营预先给王耀武准备的一只小船早已在江边等候，王匆匆上船渡往北岸。船小人多，我只得找了一条枕木抱着，顺水漂流，好不容易到了江北。我站在长江北岸，看着江上漂浮的死人如秋天的落叶顺流而下，而长江南岸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还不停地向争渡的溃兵射击。这悲惨的一幕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我仍觉得它漂浮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