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录：反思武汉会战的几大败因

武汉会战期间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左）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反思武汉会战的失败原因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