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新约并未提及香港问题

　　抗战胜利后，围绕香港受降问题，中英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最终的结果还是强权战胜了公理，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军队受降，从日本人手中重新接管了香港。数年前，蒋氏后人将蒋介石日记暂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1945年以前的日记已经对外全部开放，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香港受降一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重温受降的交涉经过，也可以窥探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

　　应该承认，蒋介石是一个民族情结很强的人，对于鸦片战争后英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租借九龙和新界的行径极为愤懑，因此，收回九龙(包括香港)一直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推行所谓“革命外交”，企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毕竟国力衰弱，不平等条约并未完全废除，英国对于中国要求收回香港的正当要求更是置若罔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随即向德、意、日宣战，成为英、美等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随着香港和上海等地租界的沦陷，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已变得十分荒谬。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士气，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和英国开始考虑与中国政府谈判，并于1942年10月10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心中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快事”。然而，当中国政府要求收回九龙租借地时，英方却坚决拒绝，彼此僵持不下。为了不影响废约的整体进程(此时与美国的谈判已经结束)，中方不得已作出让步，暂时搁置有关九龙问题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放弃了对香港和九龙主权的收回。1942年12月31日，在中英新约签字的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本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眼下我先不和你谈收回九龙的问题，等到战争结束，我先派军队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到时你就是再狡猾也没有办法了。

　　在这种理念下，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同日，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称：“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以现时进行谈判不宜，本代表认为憾事。……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10天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带来覆照，说他已将中国政府的照会转达给本国政府，但英国政府对此并无任何表示。

　　嗣后不久，蒋介石在以他的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示，九龙问题未能在新约中得到解决实在是“美中不足的缺点”，但中方已通过声明保留再议之权，因此，“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蒋介石还指出，由于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相互依恃的关系，在解决九龙问题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收回香港。对此他似乎颇为乐观，认为“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之邦交”。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有关三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会前中方曾议定，如英方在会议中未涉及香港问题，中方也不主动提出，“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但是，美国对于英国要求战后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十分不满，认为英国不应再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因此，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曾建议，战后应先由中国收回香港，然后再宣布其为全世界的自由港。中方当然希望美国出面解决香港问题，然而丘吉尔却拒绝讨论香港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也只能适可而止，因为他们是不会为香港问题而与英国闹翻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开罗宣言》对于香港的归属问题只字未提，对此蒋介石十分无奈，却又没有办法，因此，只能在日记中咒骂“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