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3)

2017-09-27 03:3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东京审判采用对质制，让我们一下子目瞪口呆。以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据?所以当时中国方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便是由向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向军事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其次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但是，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所以审判开始后，向先生赶紧回国寻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这样，倪征燠在1946年11月份便补充进来，担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倪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待人比较和气，英文很好。除了他之外，还有3位顾问：一位是倪先生的同班同学鄂森，一位叫桂裕，他们都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央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义。

　　客观上讲，审判采用英美法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倪征燠先生晚年一本书里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我也记得秦德纯好几次出庭时，都被美国律师反问得很凶，他好像一下子懵掉了，不知如何回答。

　　除了观念上的差异，取证也有难度。那时候国内战争已经迅速向南推进，倪先生也无法回东北取证;在东京，日本投降前有计划地销毁了很多证据，要找到具体证据难度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在有效时间内拿出足够证据的话，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很可能会逃脱正义的惩罚，如果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那我们在东京法庭的这些人怎么回来面对国内的老百姓?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东京的那些人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后来倪先生想出一个办法，他通过向哲浚与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中国代表团派懂日语的刘子健和吴学义，在里边足足翻了10个日夜，寻找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难以数计，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板垣征四郎在做陆军部大臣时，曾经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打过仗的日本军人回国后禁止谈论在中国所做过的事情。这条命令的证据很重要，为什么不准日本人回去以后谈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说明他们心里有鬼。

　　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相对比较好找一些，向先生在去东京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地区进行调查、搜集证据。正式开庭时，除了我们提供的上千件书面证据以外，法庭还接受了两个美国牧师作为目击证人，他们当时在南京难民区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基，很有名，他用摄像机拍摄了一段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留存的唯一影像，当时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还有两个中国商人到庭作证，他们当时曾被日本兵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两人侥幸不死。扫射时，他们抢先倒下，前面的死人倒在他们身上，日本人以为都死了，随后他们偷偷沿着护城河逃了出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共6页: 上一页 1 23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