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6)

　　衡阳保卫战的投降结局是否有损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必要厘清的问题。诚然，衡阳保卫战最后确以方先觉投降的不光彩结局而宣告结束。对此，我们不能象台湾方面出版的某些著作一样对投降一事避而不谈(如台湾天天书局出版的白天霖先生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就只字不提“投降”一事)，我们亦不能同意大陆的某些著作，因“投降”的结局而对衡阳保卫战全盘否定(如《湖南省志》第1卷第2次修订本称：“‘衡阳保卫战’实际不过是蒋介石卖国集团掩饰自己投降活动的一种烟幕。……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制造了‘衡阳保卫战’的烟幕以后，也认为投降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便指使方先觉公开投敌。”)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衡阳保卫战投降的结局是否有损于它的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一“投降”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明了。

　　第一，我们认为衡阳保卫战47天的过程是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守军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此前我们已经充分论及。如果因为最后投降的结局而对整个47天的英勇抵抗全部否定，这至少有点不合情理。当时，接受投降的日军第11军使者竹内参谋说：“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正因为如此，日军本着其武士道精神，对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和第10军其他将士采取了适度的“敬意”和“礼遇”。他们“敬意”和“礼遇”的并不是第10军放下武器的投降，而是第10军将士英勇顽强的精神。日本在其它战场也一直有这种做法。

　　第二，尽管衡阳保卫战失败，衡阳城最终被日军攻陷，但衡阳守军确已发挥了最大的能耐，尽了最可能尽的力量。方先觉接到蒋介石要他守衡阳的命令时，只讲守10天或2周，而第10军广大将士却苦守了47天。当时的《救国日报》社社论曾经写道：“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由此可见，衡阳守军尽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种“遇击即溃”、“遇击即降”的贪生怕死之辈。

　　第三，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