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战中国劳工的最后一役(2)

2017-09-26 18:4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在即将到来的开庭中，他将要求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并在中日多家媒体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并承担广告费，“简单一句话，让他们赔”。

　　自从去年因脑溢血住院，这位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现在，他醒着时都在家读书看报。

　　2007年，他还能够独自飞去日本出庭。他在证人席上大声讲述自己的经历，“比现在记忆力好得多”，也“有条理得多”。

　　日本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了日本企业逼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法院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免除了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

　　张世杰的女儿回忆，那一次，父亲“很沮丧”，回家后，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

　　他参加了一些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联谊会和索赔组织，和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聚会，互相安慰。他们当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落下了残疾。张世杰在日本矿区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几十年来?“不能吃硬的、冷的”，发作起来“疼得睡不着”。至今吃饭，他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位老人一直奔波在“讨公道”的路上。他写了几万字的回忆录，凭记忆画出矿区的草图，五个孩子零零星星地听他讲述往事。

　　最初他是兴奋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去世，胜诉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

　　小儿子甚至怀疑，父亲的脑溢血时常发作，或许同他因这件事而大起大落的情绪不无关联。

　　但张世杰并没有放弃，这次递交起诉书后，代理律师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以确定老人是否还能够出庭作证。张世杰认为自己“还能行”。他清了清嗓子，让嗓音显得更加洪亮。

　　医生认为老人已经出现阿兹海默症先兆，前几天，在参加完外孙女的婚礼后，老人感到有些疲惫。他开始答非所问，一遍又一遍地，把当劳工时的事儿重说。

　　“这是头一次国内立案，”张世杰抚摸着放在膝盖上的起诉书说，“或许能赢。”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让张世杰对“讨回公道”重新燃起了希望。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手头现有的证据和事实，没有理由不胜诉。”

　　张世杰曾和另一位幸存者一起前往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讨公道之路。一路上，他反复回忆律师的叮嘱：遇到困难，就找中国大使馆。时隔五十多年，再次来到日本的他，尽管觉得踏实了许多，但仍然感到不安。

　　或许他从没有摆脱1944年的夏天。

　　“我本来有很多梦想。”张世杰回忆着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候的状况，但略有些混乱的记忆，又开始扯着他不断重复讲述被抓住时的过程。

　　他描述自己曾带过一种名为?“响圈”的东西，那是一个有活扣的铁圈，套在脖子上，一根长链子把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拴在大门的铁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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