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 “九一八事变”：错判日本野心，丧失出兵良机(2)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抑或是通过有计划地对日绥靖而将“祸水”南引中国，常为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

　　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尔格去日本负责此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

　　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电报仅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1931年9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被外界所察知。于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有云：“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