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谣言如何催生一场历史性的革命

 

　　都知道，武昌起义的参与者不全是革命党人，湖北新军才是这段伟大历史的缔造者。当时正值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湖北新军内部谣言四起，而政府的处决行为让这种新军的恐惧达到了巅峰，他们意识到，等着被捕被杀不如扛起枪闹革命。所以，事实上，是不切实际的谣言催生了武昌起义。
　　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众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中秋节。此前，武汉三镇风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像13-14世纪的汉人那样，秘密联合起来准备“中秋节杀鞑子”。
　　省城市面萧条。“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在10月5日写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件中说。
　　制造炸药的人
　　此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各地商办铁路将逐步收归国有。六月，湖北省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激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年初才创刊的《大江报》亦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甲午战争以后，十几年来社会精英对新中国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看起来不可避免。
　　这年7月20日，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将湖北陆军十六协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开往四川，镇压四川保路风潮。如此，武汉守备空虚，人们藉着庆贺中秋，传播着城内将要发生大变，谣言越传愈盛。对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装打扮，或者剪掉辫子之人，人们投之以怀疑的目光。《汉口中西报》称，担惊受怕的武汉市民们害怕自己仅有的一些家产毁于战火，纷纷把家具器物搬迁到了乡间。
　　政府亦如临大敌。湖广总督瑞澂命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刀店须取得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刀店售卖的刀具要刻明牌号。凡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瑞澂还命令各兵营提前一天庆贺中秋节，以防止士兵们在预定的起义日期离开营地。
　　此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一万七千多名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一年后，成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的革命党人刘公回忆说。这两个激进的革命团体，在武昌开了多家旅社，作为联络点，在汉口租了密室，制造举事所需的炸药和旗帜。
　　中秋节总算过去了，革命党人并未如传言般举事，尽管新的传言说革命党人还是要在十几天后起事，但武汉总算是喘了口气。
　　突然，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了，武昌城内的空气再度绷紧，犹如拉满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弄堂里，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据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记载，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邻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这起爆炸事件可谓非常偶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据学者朱纯超、蔡树晖在《宝善里机关炸弹史实考》一文中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而当时炸药威力颇大，墙壁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剧烈震动，为何刘同却没有受伤？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孙武用瓷匙和炸药，由于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孙武在手稿里也说是自己调药过急引发轰燃。
　　“剪辫者死”
　　孙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救治，俄国租界巡捕逮捕了刘同等三人。最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党起义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革命党面临着一个抉择。孙武等人猜想名册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马上交给政府，政府很可能会按照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约有二百多人。而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恰好于此日回到武昌。他带来同盟会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但那颗爆炸了的炸弹让大部分革命党人极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定在午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不过，送信的革命党人到达南湖炮队的时候，士兵们早已就寝，信号炮从未发出。
　　此时，一则内容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在新军中流传。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证明，瑞澂选择了一种较低调的处理。警察并未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团的集会地点。蒋翊武和其他人刚开过会的武昌机关部也不能幸免，刘复基等三人被捕。
　　对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个革命党人的处理很能说明瑞澂的心态：他不想扩大事态。尽管指挥巡防营的首领满人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但当其他新军军官建议毁掉花名册，避免激发更大的冲突时，瑞澂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天晚上，瑞澂和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在督署连夜会审被捕的三位革命党人。经过简短的严刑逼供，黎明时他们就被处决。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应该继续审问，套取更多的党人口供。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前一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泄密，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到现场采访。然而，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这个谣言，因为被处决的三位革命党都剪掉辫子而显得颇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没有长辫（他的家便是武昌机关部），这更增加了谣言的真实性。
　　“捕杀汉兵”
　　在大风中飞播的谣言，刺激着新军中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这年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面的那个象征物。尽管瑞澂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以避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但是10日凌晨的处决行为，加深了在变乱时刻的恐怖气氛。政府将继续杀人，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可能遭遇大规模报复的恐惧情绪在新军中蔓延，甚至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10日这天，瑞澂电奏朝廷，武昌已经不动声色地拿获了“革匪”三十二人，成功地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他的报告获得了北京的表彰。毫无疑问，瑞澂对自己的报告也拿不准，武昌、汉口并不安谧。但出于帝国官员一贯的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他还是汇报说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前一天《汉口中西报》“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瑞澂和革命党人打的是一场攻心战。
　　事实上，在辛亥年，人心是个关键词。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产，已经到了绝峭之境──激发了中国传统的“天命”预言。天命可是中国人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的命运定律，它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唤起人们的激情，忘记恐惧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革命党也在一片混乱之中，孙武在医院养伤，蒋翊武为躲避搜捕逃窜，刘公藏匿汉口。文学社约定午后以吹出操号为信，武装发难；孰料，当局侦知之后命令各营不准发号。举事计划再次流产。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大清洗中丢掉性命，意识到投入叛乱比丢掉性命更合算。
　　于是，一则谣言经过奇妙曲解简化之后，进入新军士兵们的大脑，然后演化为行动。黄昏时刻，当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查哨时，发现有两人携带武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他指责那两人要“造反”时，造反真的发生了。企图弹压的军官都被击毙或打伤，此时，共进会员熊秉坤放枪为号，集合部队，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哗变的官兵们纷纷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队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城北的二十一协混成协工程营和辎重营响应起事，涌入城内。
　　这天，立宪派人士张謇正好到湖北筹办大维纱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新成立的“宪友会”（会员有梁启超、孙洪伊、谭延闿、汤化龙等人）是旧精英、新绅士。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民众支持的基础。“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让他们感到被清廷出卖了。张謇公开说，这个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谈完生意的张謇乘船东下。长天尽于低野，浊流滚滚，激起一江浪头，船行江中，犹如枯叶在空中飞舞，只见远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
　　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入督署，瑞澂从后墙挖洞逃走，在张彪护送下逃到军舰上。革命军宣告武昌光复。上午，革命党人寻到了黎元洪，拥他到楚望台，然后至谘议局，成立湖北军政府。有人认为：“黎元洪的被选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继续分裂的产物，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十月十日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最机灵可行的一着。这些兵士，对革命领袖并无忠诚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认识的军官的领导。”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