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门户开放政策到开罗宣言

 

　　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政治学家邹谠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探讨的就是中美关系，只是他的研究区间1941年到1950年的中美关系，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值得一提。本文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对患有“丧失中国”神经病/精神病的美国大众，以及无可奈何于“中国纠结”的研究者而言，以下事实是不可想象的——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在开罗召开的、很大程度上仅是过渡性质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丧失”和“纠结”的那个国家被赋予了神话般的历史意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会前与丘吉尔的谈话中，即自信此次会议“具有重大之意义，影响所及，定能奠定将来世界之和平” ，颇显自得。同年12月19日，蒋在党政训练班第28期学员毕业聚餐会上作题为“参加此次开罗会议之观感”的演讲，大谈会余所见印度、埃及一般“殖民地人民之缺点”，言语中已经以大国领袖、非殖民地的独立国家领导人自居 。到了1944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开罗会议的成果更是被蒋抬到了空前的高度：“去年年初，由于本党几十年的奋斗，达到了我们革命初步的目的——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后来到了年终又参加了开罗会议，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决定在战后仍要归还中国，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
　　开罗会议
　　于是，直至今日，中美两国学界乃至一般舆论对开罗会议的观感，其分歧竟与六十余年前几无二致。经由民族革命、方得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自觉”主体的中国，赋予了开罗会议这一事件以浓厚的象征意味——如果说1840～1940年的中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保持“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是隔绝于“世界历史”之外、缺乏“自由的实体精神”的纯粹客体，那么在经历了一百年抵抗-融入交织的历史后，以开罗会议为标志，中国已经进入这种现代话语体系下的世界历史，成为了一个被承认的主体。对这种“被承认”的满足感，不仅见于当时的领导人所称“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之类表述，即在今日，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领土/主权问题时，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发表的宣言仍被中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乃至美国全球战略的诸种英文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以过渡的角色出现，其重要性不仅落在随后进行的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之后，甚至也不如史迪威事件那般棱角分明、冲突直接——邹谠教授在他的杰作中就只用了不到一个页码去分析开罗会议的价值。而围绕《开罗宣言》法律效力的争论，以及这一宣言在钓鱼岛争端等具体问题中的无力，又旁证了那种对开罗会议极尽吹捧、甚至以其为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最大外交胜利的观点，实在颇多水分——那种乐观主义的“胜利”话语，难道不是首先需要以现实的权力政治作为基础才能得到伸展吗？
　　此次“开罗会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会议，需要面对的正是“神话”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一方面，相比于鸦片战争以来始终被动挨打、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中居于完全“客体”地位的历史，开罗会议是1943年初不平等条约废止之后，中国第一次以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会前、会中的各种活动，无不体现了其正以更为能动的方式习得西方中心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准则与规则，并通过（主要是）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在这一国际社会中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而中国自1937年以来坚持抗战的努力，乃至中国在战后亚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同样也籍由此次会议得到确认。但另一方面，“胜利”也好，“大国”也然，始终是特定语境下形成的话语，其内涵必须由界定者的关注点，以及赖以实现的权力政治基础来奠定。一个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畅想，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国”理想，终于因中国在1944年战局中暴露出的孱弱实力，美苏协调构建战后国际体系的现实，乃至华盛顿-重庆在总体目标上的分歧等现实因素，成为了永不可能化为现实的神话。而如何协调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这类偏差，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争取并实现自身的利益，不仅是值得反思的历史课题，即于中国当下的国际战略，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门户开放的神话
　　在1937年中日战争演变为全面化之前，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以“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作为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致信参议员博拉，对“门户开放”的要旨进行分析。依他所见，海约翰在1899年初提“门户开放”时，意在维护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经济性的，即“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这种对平等贸易和反垄断经济主张的提倡，首先出自美国本身的经济特点和国内政治主张。其二是政治性的，即“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这一特征因为诸如民间传教士和教育界之类非官方途径与中国建立的密切关系，乃至中国在辛亥革命后采用形式上的民主政体给美国民众带来的亲近感，在现实和想象中都得到了强化。乔治·凯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门户开放”的提出实际上是“美国为美国观而战斗”，并且是“一个神话” 。
　　“门户开放”的“神话”性质在于，它首先是对于一种既成秩序的承认，而非带有实践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指导性纲领。在庚子之变后俄国侵入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对华开战等关键时刻，“门户开放”既未能保护中国的“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亦未能在东北、华北地区保全“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在多数时候，与其说是美国对“门户开放”的坚持与维护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倒不如说是中国在幅员上的过分庞大以及各国在华势力的相对均衡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日本还是俄国）在中国推行排他性的独占政策；而美国甚至还曾经由兰辛-石井协定（1917年，其中有“因中日两国领土接近而给日本带来特殊利益”等字句）之类权宜之计，在一定的现实背景下削弱过“门户开放”的效力。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门户开放”重新得到公认的1922-1931年，它也始终未能增加美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处理现实政治问题时的实践经验，更未能赋予华盛顿与中国国民政府在针对同一目标时，统一协调和调度政治与军事资源的可能性。在华盛顿体系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美国满足于在亚洲获得最低限度的利益保证，即经《九国公约》再度表述过的在华“门户开放”原则，以及《四国条约》载入的“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一款；在此之外，则奉孤立主义与经济路线为圭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1931年日本武装入侵东北之后，史汀生以“不承认主义”作为回应——从道义（即邹谠和费正清强调的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维护“门户开放”的角度，不能放任日本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破坏；但美国不愿也不必以战争作为维护《九国公约》的手段，后者因为有悖于经济原则，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剔除在可能的应对手段之外。日本则以华盛顿寄望的经济收益作为“回报”——1931-1935年，美国对日贸易出口总额高达8.45亿美元，为对华出口总额3.75亿美元的两倍以上；美国对日进口总额20.7亿美元，更是对华进口总额2.75亿美元的7倍多 。这种交易当然不是两厢情愿的，但至少到1937年为止都是华盛顿可以接受的。甚至到1937年12月“帕奈”号事件（进攻南京的日机炸沉在长江上护侨的美国炮舰“帕奈”号）发生时，华盛顿依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接受日方的道歉和赔款，继续唱着“不干涉”的高调。
　　而华盛顿企图采用经济手段对国民政府给予的有限支持，却显得异常迟缓、效果不佳：1933年9月第一笔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与中国国内棉价走势相悖，仅成交1/3，成为失败的经济案例；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间接缓解了抗战军费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但作为白银协定先导的《白银购买法》却是以中国白银外流、经济动荡为开端的。直到中日全面开战后一年多的1938年9月，美国终于决定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数额依然有限；而第二笔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协议则到1940年才达成。1940年11月30日，华盛顿终于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但此时美日矛盾本身已经公开化了，且贷款只能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简而言之，华盛顿虽指望“中国能够有力量保卫自己的主权”，但始终坚持对华援助的力度与时间必须服从于日美关系的发展，美中两国政府在一开始就出现了战略路线上的分歧。
　　美英两国在亚洲政策的协调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在1935年和1937年，华盛顿明知伦敦无暇东顾，依然执着地希望英国作为盟主担当解决中日问题的旗手；而当英国在1940年开始转入对日强硬、希望尽早将美国拉进战争时，美国政府依然拒绝提前作出结盟的保证，以免损害战略机动性。因此到1943年为止，美国在亚洲从未形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合理模式，亦缺乏这种经验——虽然华盛顿自己并未察觉到——这在战争过程中将成为其战略规划上的致命短板。
　　从1922年华盛顿条约签署到1940年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间，美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介入都是最低限度的，“她不愿意并无能力有目的地使用军事力量以保持或恢复远东的力量均势”。 这符合威尔逊主义破产之后的孤立主义空气。当然，华盛顿本身对“最低限度介入”的效果难称满意：中日战争的全面化毕竟破坏了1922年以来亚洲权力结构相对平衡的格局，也彻底颠覆了“门户开放”的基础，这是美国所不乐见的。而1939年在欧洲开始的战争则给全球权势的重新分配提供了机会，这使得美国得以将亚洲问题与其全球战略相连，置于一个总体性的军事-政治安排之下。
　　早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的1940年，赫尔国务卿就明确宣示了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缔造和平时的目标：美国将以“对自身利益最为有利的方式”，通过其“道德和物质影响力来创造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 。罗斯福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开罗会议前一个月，他在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在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中，没有哪个问题是美国不感兴趣的，无论是军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这种主导性的、带有超地区特征的霸权，在相当程度上将由英国“禅让”，并且必须挫败德国、日本等可能的挑战者，即它是单极性的。正是在这种单极战略设计中，“使中国成为大国”变成了必要的。
　　荷裔美籍国际政治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1942年出版的专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指出：“一个现代化的、拥有4亿5千万人口、充满活力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不仅对日本、而且对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也将构成一种严重威胁。” 鉴于战后美国的超地区霸权必须排除日本重新成为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乃是一种必需。此外，尽管美国尚未对苏联在战后亚洲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有明确的概念，中美特殊关系在美国“指导”国民党政府解决其内政问题——主要是共产党问题——并与苏联和平共处时，至少不至于损害华盛顿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对“门户开放”神话的迷信，在亚洲缺少集体行动经验的现实，使中国更有效地配合美国对日作战的现实需求，乃至长久以来存在于华盛顿的关于“中美友好”的错觉，都使得美国乐于“赐予”战后的中国一种大国地位 。这种信心与罗斯福及其幕僚班底在《大西洋宪章》中流露出的威尔逊主义气味相结合，使得赫尔乃至大多数国务院官员在1941年底就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这似乎又暗含了“门户开放”的某些精神——至少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与其对华政策的历史血脉相连的。
　　问题在于，一切的政治蓝图都有赖于中美英一方在正在进行的战争中战胜轴心国集团。但当威尔逊式的政治目标与现实的军事方略产生关联时，存在于战前的那种古怪的不协调性再度出现了。
　　“军事帐”的失算
　　为应对未来战争的威胁，自1904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Joint Board，1942年7月后改组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责成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以特定假想敌为目标的“彩色”作战计划，每个假想敌以一种颜色命名，如对日作战计划为“橙色计划”，对德为“黑色计划”，对墨西哥为“绿色计划”。其中，1924年成型的“橙色计划”设想日本在西太平洋主动发起主动攻击，美国则以驻夏威夷的舰队夺取中太平洋岛屿，随之反攻菲律宾，最后以战略封锁迫使日本投降。不过到1938年之后，由于中日战争全面化和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美国可能同时面临两洋战争，从1939年起，联合计划委员会不再制订单色计划，而是改以“彩虹计划”为名，研究在美国安全利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未来战争。到1939年底，“彩虹计划”已经形成了五套方案，并且接受了“美国不可能在两洋同时进攻”的前提 。
　　1940年11月，针对法国在欧洲战败的现实，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向罗斯福提出了在大西洋采取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欧洲事态解决前尽力避免与日本开战的主张。联合计划委员会也建议：“即使不得不与日本开战，太平洋方面投入之兵力亦应优先保证大西洋主要作战所需。”这意味着“先欧后亚”已经成为美国军界的共识。此后，英美两国参谋长于1941年1月29日到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签署了《ABC-1备忘录》，明确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当年5月，美国确定以“彩虹五号”计划——首先在欧洲击败德、意，随后解决日本——作为美国的总体战略计划。
　　1941年12月7日，日美正式开战，原定用于初期防御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珍珠港被摧毁。三天后，驻新加坡的英国东方舰队主力也在马来外海被消灭。日军随之向马来半岛、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起全面进攻。在此背景下，英美两国元首于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阿卡迪亚”会议），除拟定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外，还进一步确认了业已为《ABC-1备忘录》和“彩虹五号”计划申明的“先欧后亚”方针，并成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为应对日军由法属印度支那向西的攻势，会议决定在美国陆军体制内组建新的中缅印战区（CBI）。至此，中国终于在美国的军事蓝图中占据了一个位置，而此时距离中日战争全面化已经过去四年半了。
　　在中缅印战区纳入对日战争的总体蓝图之前，美国并未期望将中国作为抵御日本进攻的前线。1941年4月，罗斯福宣布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但1941年对华租借总额仅有2600万美元，只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 。斯塔克和马歇尔（时任陆军参谋长）这两位美国海陆军的统帅部长在1941年1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甚至认为，即使日本继续进军昆明、使中国政权崩溃，只要日军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不越过美国设定的“红线”，华盛顿依然没有足够理由参战。1941年8月之后活跃于中国西南的美国陈纳德飞行队仅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其战斗力和保障远不如1940年之前在华的苏联官方援华飞行队。
　　即使是在中缅印战区成立之后，华盛顿对于如何使中国对日作战，特别是如何使中国战场与“彩虹五号”的总步骤相协调，依旧全无心得。菲律宾失陷之后，美军必须首先与英、荷、澳部队在东印度群岛抵挡日军（这一行动由ABDA-C负责），并阻滞日本向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进军的锋芒，无力也不可能在中国投入力量。转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也只是含混地表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至于如何“展开反攻”、按照何种速度，几乎全无规划。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中国军队能在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协助下展开反攻，逐步将日军驱逐出国境 。为此，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被并入美国陆航第10航空队，但这一步骤也要到1942年7月才能完成。在此之前的半年里，中缅印战区几乎处在无战略状态。
　　中缅印战区成立之后，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统一调度中美英三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行动，亦未使CBI与ABDA-C在整个东南亚统一行动，而只是在1942年2月派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国，担任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该战区美国部队司令。史迪威的身份极为复杂：他既是该战区一切美军部队的主官，又是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幕僚，还受命“监督管理一切美国援助中国防御的事宜”。这种权责上的混乱使他从一开始就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日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异常迅速，又使得中国不得不在缺乏补充的情况下，在1942年3月即投入作战。
　　1942年春天在缅甸的军事失败暴露了存在于中国“军事帐”上的绝大多数问题：在美国的军事决策者看来，中国军队未能表现出足以胜任对日反攻的战斗力和质量，丧失了史迪威所言“作为积极的参战国继续作战的唯一机会”，因此在1942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仅仅是“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即最低限度的牵制作用。这种怀疑与“先欧后亚”的战略重点相结合，使得中国在租借物资分配上的顺位更加靠后。
　　和身份复杂的史迪威相仿，蒋介石同样具有军人（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和政治家（中国领导人）的双重身位。在他看来，ABDA-C在完全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即要求中国军队投入缅甸战场，无异于驱使华军为英美“帝国主义”充当炮灰；而史迪威在缅甸指挥无方，使中国白白丧失大批部队，其能力与动机都值得怀疑。要使他继续确信中美联合作战的真实性和他本人作为战区总司令的权威，美国就必须为其予取予求地提供更多物资和金钱，使中国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中获得位置，并使一切美国援华物资由中方自行调用。在这一要求获得满足之前，中国将节制力量，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而对史迪威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在战争中指望中国什么” 。作为军人，他关注的是战争爆发时议定的由美国装备和训练30个中国师，依靠这支部队在缅甸发动反攻的计划（预定在1943年）；并且他本人应当不受控制地指挥这支部队。1942年5月后，史迪威成为租借援华物资的接收总负责人，这使得他可以更自如地朝这一目标前进。但缅甸战役失利后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业已中断，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对美援的关注度和依赖度进一步上升，他开始借助与美国国务院乃至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联系，迫使美国提供更多援助。史迪威则针锋相对，利用军事压力游说罗斯福对蒋施压，以美援作为迫使蒋介石采取主动的军事措施以及改组中国军队的筹码。
　　在缅甸的军事失利还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后果：由于滇缅公路已经中断，1942年5月后，所有美国援华军事物资只能经由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之间的“驼峰航线”空运。作为驻华航空兵总指挥和空运事务负责人，陈纳德开始与史迪威争夺在租借物资分配上的优先权。陈纳德继而提出了主要基于战略轰炸的独立的在华军事战略，即放弃史迪威所设想的在缅甸的陆上反攻，主要依靠空袭削弱在华日军，随后由中国军队围而歼之 。在此战略中，中国军队仅须担当保卫机场和扫荡残敌的任务。陈氏的计划合于蒋介石“不能放任史迪威在缅甸用中国军队承担代价巨大的反攻”这一主张，立即受到蒋的推崇。从1942年秋天起，中方和美国陆航几乎同时对华盛顿提出重点加强在华航空力量的请求。
　　到1942年年底为止，美国国务院与军事决策者之间的分歧，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的分歧，在华美军总指挥与航空兵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乃至罗斯福与英、苏等国领导人在中国地位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糅合成为赫伯特·菲斯所谓的“中国纠结”。在随后的日子里，“纠结”中的不同节点将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使任何一方的见解都无法得到完全的伸展。
　　“抗战建国”：蒋介石的大战略
　　较之美国对华战略的破碎易变，特别是有别于华盛顿在政治-军事路线上的“精神分裂”，蒋介石的战时路线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仅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籍此机会完成“抗战建国”这一事业。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四项重要决议：设立总裁一职作为党的领袖，以蒋介石为首任总裁；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把青年训练成抗战建国的基本力量；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取代全国国防参议委员会，作为战时国家最高民意机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则是通过战时国家大战略的蓝图——“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开宗明义，认为中国需要籍由抗战这一事件，达成四大目标：在国际外交方面，本着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取得世界和平；在国内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作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推行相应国策。在国民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发扬固有道德，提高科学知识，启迪民智。
　　就实质而言，这个纲领是要借战时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完成在1928-1937年已经尝试过的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但蒋介石自知以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单独完成“抗战建国”之业，他的打算，在于中日战争必然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配合，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自可以取得实现其目标的良机。是以早在1938年，他即极言“民主国家诸政府，实为世界和平之堡垒，正义公理之屏藩，今日睹暴戾之横行，仍漠然作隔岸之观火，是为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 ，希望尽早使中日战争国际化；尤其指望以“门户开放”为名义，使美国意识到“整个世界之和平系于远东的和平，而中国之独立自由不遭侵犯，实为远东和平之好保证”，随后使“英美法各国能与其它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以坚决切实之态度表示其意向，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至单独援助中国，则其方式甚多” 。蒋尤其重视美国的作用，1938年9月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即竭力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与财政援华。但在1940年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决定性转变之前，这一策略取得的成果相当有限。
　　1940年美日关系恶化之迹初显时，蒋即动用其政治手腕，试图借美国之力加强中国的地位。策略之一是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以感情因素和对抗日本为先导，要求美国提供“空军与经济之援助”；其二则是强调甚至夸大中日战争长期化之后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暗示中国有可能单独对日媾和，“倘使中国停止抗战，日本是否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国，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实行南进政策”，作为一种要挟。前者固未赢得多少响应，后者却激发了罗斯福的关注，并成为美国开启租借物资援华的主因之一。由此，蒋愈发意识到中国退出对日战争对美国的政治及军事蓝图可能构成的影响，这也成为战时他与美方讨价还价的最重要资本。
　　1941年12月7日美日开战后，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这一事件极具标志性意义。在此之前，中日战争虽已全面化，但蒋考虑到“有限和平”的可能性，乃至作为弱国的中国对国际军火交易的依赖度，始终未与日方正式宣战。但到美日开战后，蒋认为其期待的国际形势变化已经出现，中国战场已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对日战场的一部分，中国自可以公开宣示敌我、表明立场。同时，蒋亦对美国参战后日本失败的前景确信不疑，认为中国的“危险已过大半”，中日战争已经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局的一部分，其风险可以放在更大的国际环境中、由盟友加以分担了。
　　自1941年底起，蒋介石即竭力促成美、英包括苏联等国与中国的正式结盟，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尽快击败日本。但1941年12月底中英美三方在重庆举行的军事会议实际上否决了蒋对“先亚后欧”的幻想，中国承担了派兵入缅作战的义务，但远未获得蒋预想中的全面支持。当1942年春盟国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作出了重要的战略调整：除非中国获得其期望中的足够武器和财政上的援助，否则暂停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蒋愈发醉心于“抗战建国”的原则性设想，开始期待在中日战争局势未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情况下，即借助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和外交关系，加速完成其“建国”目标。
　　对美国而言，尽管“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根本上无法动摇，但到1942年底为止太平洋上的战略僵局依然在强化中国战场的地位：虽然1942年6月中途岛之战使得日军前进的步伐停滞，从当年夏季持续到年底的所罗门-新几内亚之战又令战局朝日方毫无优势的消耗战方向发展，但美国的工业优势到1942年底为止尚未转化为决定性的战斗力。倘若中国在此时崩溃、或者无法在军事上施加影响，美日战事的前景至少难言乐观。在此背景下，卡萨布兰卡会议确认了一个矛盾的决定：“中国政府应当明白，利用立刻就能提供的有限援助，一心一意地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挽救缅甸局势的重要性。”即肯定了史迪威路线的正确性。但与此同时，国务院（特别是赫尔）又试图以外交手段鼓励蒋介石的斗志。
　　早在1941年5月，美国即已提议，一俟中国的和平到来，美国将立即放弃治外法权 。太平洋战事全面化之后，英美两国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但对废除其余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始终未及进行。其间，反倒是日本方面在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之后，与其签署了《日汪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宣布交还沦陷区日租界、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不平等权益。对盟国而言，这一表态显然极为尴尬。于是在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急忙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内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这一举措显然获得了蒋介石的支持，他在《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告成告全国军民书》中兴奋地表示：“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光明的灯塔。”“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 但美方始料未及的是，废约的外交行动未能在促使蒋采取军事主动上有丝毫的促进，反而令后者误判形势，开始进一步研究在“不战不和”形势下推进“建国”的可能性。
　　1943年3月，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发表，引起全国关注。蒋并非长于论述的政治领袖，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际突然抛出洋洋十万字的巨著，并则成军政要员限期阅读，显然带有政治目的。而全书以“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起笔，终于“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蓝图的描绘，或者说是蒋在“抗战必将胜利”这一前提下，关于“建国”的大战略。
　　《中国之命运》前四章大讲不平等条约下之百年历史，后四章则极言“革命建国”的道路及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加以规划，透露出一些有趣的信息。蒋的立论方式也很奇特：他以“不平等条约”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不乏夸张地将其描述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法律、心理无所不包，精神与物质并具的庞大存在，随后在批判不平等条约之名下，对英美等国此前驱中国以抗日、战时又不能尽力援蒋的行为，乃至他最痛恨的共产党，都横加批判。而不平等条约既已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得到废止，则“如果今日的中国, 没有中国国民党,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 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讬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 或是失败了, 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讬，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因此，《中国之命运》虽然以绝大部分篇幅谈论不平等条约废除以及与之相关的外交、历史问题，其实质却是“内向”的：具有非正义性的不平等条约的废止，原本仅是恢复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对等，但经过蒋的渲染，俨然已经成了全部正义的化身。而国民党既为废约行动的领导方，则国民党自然地就变为正当性和真理的唯一代表者，可以且必然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这一点，其实正是蒋美双方分歧最大的所在——蒋介石谈“抗战建国”与“中国之命运”，是要在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时机内，完成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的内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完成“建国”的目标。而《中国之命运》通篇几乎都未提及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事，也暗示了蒋将现实的军事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倾向于全球战局特别是美日战局的变化将自然而然地导致日本的失利，中国军队因为实力有限，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已经不再将对日军事作战作为主务。蒋介石在租借物资分配上的强硬，更多的也是基于此“建国”主张。而美方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主张，都与《中国之命运》大相径庭：国务院在“使中国成为大国”和废约问题上的积极，都是为促进中国的军事主动性；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的既成事实下，如何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使中国军队对日方保持军事上的压力，配合整体战局。这种“三重分裂”在1943年夏秋之交已经达到高潮，而表面光鲜的开罗会议，看似只是分歧暴露的开端，实际上已经是战略分裂的后果。四、“使中国成为大国”：开罗会议前后的政治-军事协调
　　中美两国政府，尤其是急于取得对轴心国军事胜利的美国，并非没有注意到军事-政治路线脱节的不良后果。从1943年春天起，罗斯福总统、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开始对中国倾注更多的关注，希望通过“在中国和为中国做更多的事”，使中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军事蓝图中发挥作用。
　　军事方面的目标，主要侧重于打破缅甸战役失利后中国被封锁的局面。为此，美国除去继续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补充中国外，还支持史迪威修建一条连通中印的新的国际公路（利多公路Ledo Road，其主体部分于1943年春开始修建，但直至缅北战役后的1945年1月才告通车）。而史迪威始终认为，要恢复CBI的战略活力，必须重新训练和装备30个师的中国军队，以恢复对日进攻 。蒋介石并未完全拒绝采取这类主动措施，事实上，“凡是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所有部分坚持认为对赢得中国的战斗有重大作用的事情，蒋介石都愿意商讨……但是在所有事情上他都有他自己的难题和计划、由他自己的进度和自信” 。而这一“计划”，即是他“抗战建国”的目标。为了使对日作战的获益超过人力、装备和经济上的损失，从而满足“建国”的需要，蒋要求美军在缅甸战场直接投入部队，增加空中力量和空运物资，并由英军在南海对缅甸海岸发动协助攻击。
　　但在1942年底马歇尔再度强调了对华租借物资的有限度之后，史迪威仅能对退往印度的3个中国师（X部队）进行整备和训练，同时寄望于在将来继续完成对集结于云南的15个中国师（Y部队）的整备。而仅凭X部队既不足以完成史迪威设想的在1943年春天反攻缅甸的任务，亦不足以实现蒋介石所期望的目标——打通滇缅公路。作为补偿措施，陈纳德的在华航空部队于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航第十四航空队，但罗斯福同时又认为“仅有空运和空战不足以给在华日军或日本以致命的打击”，他还怀疑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大批航空基地，因此不赞成陈纳德以空军为中心的方针。资源的有限性和恢复军事主动的迫切性时时缠博，使得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再次作出了协调性决断。
　　魁北克会议试图为中国推出一个“缩水但不退步”的军事解决方案，即支持史迪威在缅北发动进攻，但规模仅以保证利多公路的修建为限，时间不早于1944年2月；对中国的空运物资量将作有限的增加，同时由英军成立一个负责缅甸、锡兰、暹罗、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作战的新司令部——东南亚战区（SEAC）。原CBI拆分为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IBT），前者仍由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后者并入SEAC辖制下，史迪威继续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在华美军总指挥，同时又兼任SEAC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英国人蒙巴顿）。设立SEAC的本意是希望由其指挥预想中的依靠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在缅进攻的行动，但却延续了盟国指挥体制上的混乱。至于这个从海路攻击仰光和孟加拉湾的“海盗行动”本身，其时间直到1943年11月开罗-德黑兰会议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确定。
　　军事上的困境很快为美国驻华使馆、国务院以及罗斯福本人所注目。不仅如此，在1943年秋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重新趋于紧张，美国开始担忧中国可能再度陷入内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哈里·霍普金斯与赫尔再度动用外交手段，计划提前赋予并确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渴求的那种大国地位，以战后充任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前景缓解重庆的担忧。这种“大国”图景包括恢复中国在对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并使中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不协调的情形——在美国极其希望中国发挥积极军事影响的1942年，“使中国成为大国”还仅仅是一种毫无可操作性的政治口号；而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就连陈纳德这样的乐观主义者都担心可能出现军事崩溃的1943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步骤突然就提速了。
　　当然，“提速”的幅度和规模依然由华盛顿掌控着。魁北克会议开始前，中国基于“四大国的一致”提出了参会要求，但英美（尤其是英国）不愿令重庆介入与其关联不大的欧洲事务，以免给胃口正在递增的莫斯科以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国同样被美国继续留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外。但华盛顿排除了伦敦和莫斯科的反对意见，使得中国可以参与签署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达成的《普遍安全宣言》（四国宣言）。宣言中包含了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的保证，作为回报，四国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责任，“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关于战争结束后未经共同磋商不得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队的条款，使中国甚为满意。宣言签署前，赫尔还向莫斯科确认了美国的决心：“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在这种背景下，定于1943年11月召开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就成为了将《四国宣言》的条款细节化，特别是使中国的“四大国之一”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的重要环节。但部分因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中苏领导人公开会晤带来的障碍（蒋介石也对斯大林中止援华和对日中立抱有历史的宿怨），部分也因为美国希望将苏联的影响力暂时局限于欧洲，四国首脑并未在同一地点集中会晤，而是在开罗和德黑兰分别召开会议：首先由中美英三国就亚洲-太平洋问题展开会晤，随后苏美英三国领袖再在德黑兰会面。而开罗会议也同样遵循了美国在1941-1942年的策略，即未来的期许服务于现实的战局。
　　评估这种期许与现实结合的方式是困难的。就形式而言，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这使得英国人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 。而1943年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三国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限条件，亦是美国构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作为交换条件，“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不仅杜绝了中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单独对日媾和的可能性，使得中国以继续对日作战作为战后赢得大国地位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军事胜利依然且必须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在进入1944年后表现得更加坚忍和主动。但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又变成了老样子：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愿将主要用于欧洲战场的人力和物力优先投入解除中国的封锁状态的作战，美国所寄希望的依然是自1942年以来一直处于争论焦点的X部队（和部分Y部队）。至于主要由SEAC在规划的“海盗行动”，蒋介石将其作为中国恢复在缅甸进攻的先决条件，但因为英方的坚持最终被取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3年12月6日递交的报告准备了两个替代方案：一个是规模较小的对仰光的登陆作战“吸血鬼行动”，另一个是由陆路经曼德勒攻击仰光的“首都行动”。由于登陆器材已经被抽调到欧洲、用于1944年的欧陆第二战场开辟行动，“吸血鬼行动”不可能在1944年底之前进行。实际上，英国最终选择了实施成本最低的“首都行动”，当仰光最终被英国地面部队攻克时，时间已经到了欧洲战场行动完全结束的1945年5月3日了。
　　因此，开罗会议在中国的军事问题上没能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除去在政治问题上的热情表态，美国实际上依然希望中国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以便让英美苏三国可以集中力量在欧洲击败德国。而中国一如既往地要求美方提供足够的援助用于军事力量的改进和财政的稳定，但这恰恰是美国不愿意也无法作出保证的。存在于1942年的政治-军事分裂仅仅是被一层“大国”的烟幕——徐中约称之为“体面的奖赏”——笼罩上了，而分裂问题本身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弥合。
　　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在紧随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流露出了对中国“在战后是否会强大到足以起给它确定的那种作用”的不信任。斯大林同时还向罗斯福透露，苏联在战后希望收回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美方向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透露了这些意见，但似乎从来也没有提醒过重庆：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未来将要承受的代价。
　　双重分裂：从史迪威事件到雅尔塔再协调
　　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开罗会议的成果同样显得辉煌而悲惨——在会议结束后一年之中，政治-军事路线的分裂以一场空前的军事失败作为结果。而这场失败不仅断绝了中国在太平洋反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可能性，而且反过来颠覆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路线，导致了雅尔塔的再度协调。
　　由于开罗会议未能为缅北的反攻提供物资与人力上的保障，又未能在英国海军投入缅甸作战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急于恢复战略主动性的史迪威开始动用他本人认为合理的一切权力，改善X部队和Y部队的装备与训练情况。早在1943年9月6日，他就提出解除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军事封锁，将这部分部队调用于缅甸的作战。这一在军事上颇富价值的建议在事实上触及了蒋介石“抗战建国”的底线——蒋所期待的是一个以国民党为唯一领导者的新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的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甚至美援也必须服务于“建国”的整体目标。史迪威作为蒋在军事上的参谋长，提出涉及中国政治问题的计划，在前者仅是一种军事考虑，在后者却必然要理解为胁迫和干涉。鉴于史迪威同时还兼任在华美军总指挥和援华租借物资分配负责人，当他试图以物资作为条件与蒋讨价还价时，蒋当然要将其视之为历史悠久的帝国主义作风。对刚刚取得了战后大国地位保证的蒋介石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而在1944年春日本恢复对国统区的进攻后，矛盾更加激化了。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豫湘桂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以打通由中国日占区通往印度支那的交通线。而1941-1944年处于战略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上的不堪状况，在此役暴露无余。特别是夏季之后，日军经过苦战攻陷长沙、衡阳，随之又侵入桂林、柳州，破坏了美军在华实施成本较低的空军中心作战的根本据点——航空基地。这意味着陈纳德所主张的以中国为基地、依靠航空兵驱逐在华日军，甚至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而史迪威出于挽回军事败局的考虑，不仅再度提出解除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而且希望武装并利用中共部队。军事失利使得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愈发尖锐，蒋甚至计划将X部队撤出缅甸。
　　另一方面，部分是由于史迪威的努力（他在1943年春派遣戴维斯观察团前往共产党共控制区），进入1944年夏季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内政问题、特别是紧张的国共关系给予关注。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延续了其含混而有时协调的外交路线：他们的本意是避免在日军恢复进攻的关头国共发生内战，但美国向延安派遣“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却加深了国务院和国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怀疑。而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前往重庆调停一系列冲突，又使得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到了1944年7、8月间，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开始介入中国的争论，他们不仅要求蒋介石尊重史迪威的意见，甚至打算架空蒋的军事指挥权，使史迪威成为中国战区一切部队（包括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的总指挥，这对蒋是莫大的打击。作为回应，蒋不仅措辞严厉地向罗斯福提出反对意见，同时还要求获得史迪威手中最有威慑力也是最不为他所容的权力——对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权。
　　史迪威本人的个性，特别是“胜利至上”的军人作风，也使得整个矛盾变得愈发激化。当罗斯福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指望用通常的妥协方法，使史迪威获得更大的军事权力、而蒋在物资分配上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史迪威本人却向华盛顿提出绝对的、无从商量的请求。处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军人）和中国领导人夹缝之间的罗斯福最终决定撤换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中将继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事件以一种“撕破脸面”的方式告终。
　　作为史迪威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重要后果，中国在美国对日的军事战略中丧失了地位。实际上，在1943年的大部分时期，美国海陆军分别自中太平洋和新几内亚对日本控制区发动双箭头式的反攻。而在当年6月，双箭头合龙于马里亚纳群岛，这一战的胜利使得美军获得了修建用于直接空袭日本本土的B-29轰炸机基地的机会，在这一年夏秋之交被摧毁的驻华航空兵基地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当年7月，罗斯福在夏威夷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两位太平洋地区陆海军总指挥商议下一步进攻计划时，明确表示应以菲律宾中部（莱特岛）作为进攻目标，不再考虑在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台湾岛实施登陆的可能性。到了1944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决定：太平洋反攻由菲律宾直接转入日本西南诸岛，不在中国实施登陆。此后，尽管魏德迈等人继续研究装备中国军队、向华东和华南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但已是水中花、镜中月。“马歇尔、史汀生、史迪威和其他一些人从1941年以来就一直坚持的战略就此退场了。”
　　不仅如此，1944年中国的军事失败还使得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评估苏联在对日作战乃至战后亚洲秩序构造中的重要性。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胜利更使美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美苏关系未来的走向如何，美国已经不可能完全按照其单极战略设想战后的世界秩序，面对苏联这样一个重要的战时盟友、战后秩序缔造中的关键成员，美国必须与其达成目标和利益上的妥协。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政治问题的新安排。如同在1943年时未经严肃评估即慷慨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美国在1945年又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中国在东北的部分主权“让与”苏联。中国的“大国”理想，最终只能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得到呈现。对美国而言，开罗会议是一种相当矛盾的经验。它在形式上即富有罗斯福的个人偏好——这位总统“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作出重大决定” 。因为这种偏好，罗斯福在会议之前甚至并未与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过全面与完整的沟通，这就使得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设想和计划，往往富于理想主义、却忽略了现实。而已然存在于美国政治、军事、外交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更使得开罗会议成为诱发矛盾的争吵女神厄里斯——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1942-1944年的美国不可能也不愿意给予中国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而单凭开罗会议式的外交操作和《开罗宣言》是无法使中国“成为”大国的。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向38个反法西斯同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以上的实物和劳务援助，其中中国仅占3.2%，总额16.02亿美元，大部分集中于1945年和战后的1946年，不足援苏租借物资的1/7、援英物资的1/20。据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统计，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中，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援华租借物资总额仅为2.8亿美元。在资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倘若参联会及其代表仍希望达成辉煌的军事胜利，势必触及中国固有的军事、政治和财政体制中的弊端，进而引发如“史迪威事件”一般的直接冲突。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同样具有一种“人格分裂”特性。蒋介石看重对日战争以及美国参战带来的政治机会，对“抗战建国”的憧憬使得他乐于利用对日军的牵制作用乃至中国本身在幅员、人口上的特性，寻求在战后亚洲秩序中的关键地位。这种“大国”地位以及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大国所作出的努力，将使得国民党成为战后中国唯一的有效领导者，并使这个新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全新国际秩序下一个重要的伙伴。开罗会议的召开和《开罗宣言》的发表使蒋一度触及了这种理想，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中国并不具备维持这一“大国”神话所需的现实军事和政治能力，美国也无意借助战时“输血”使中国拥有这类能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在1943年观察到：“中国人确信欧洲战争不久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将会击败日本；中国人疲倦已极、筋疲力尽，装备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些努力也许并不必要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宽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们现有的所得，与日本人对峙，一心筹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而这种“筹划”在经历过1944年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之后，也最终只能停留在“筹划”阶段了。
　　来源：《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