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起义为何失败：经费军械不足是重要原因

镇南关起义

　　虽然孙中山为镇南关起义到处筹集经费，国际上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这场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镇南关起义的失败，除了经费、军械上的不足，还在于起义军人数和有效组织的缺乏，而对清军抱有幻想、法国越南当局态度的改变等都有关系。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所发动的镇南关起义从12月1日起至12月8日止，前后不过8日，真可谓旋起旋落。考其之所以迅速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费的困顿是镇南关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战争要取得胜利，是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撑的，因为举凡粮饷的支付、医药的补充与军械的供给，无不赖于财政的充裕。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虽迅速占领了镇南关，但却无法扩大起义胜利的成果，并最终流于失败，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费的不足。镇南关起义发动后，孙中山即从越南河内赶至阵地。对于参加起义的人员，孙中山大为嘉奖，从“出发河内时所收之五百元中，取二百元赏何伍”，余下的赏反正的哨官李福南三百元，士兵们也都得到了奖金。实际上，这些奖励所用的经费已超出了孙中山自河内出发时所带的经费，而战争中急需解决的军械问题所需的经费尚无着落。孙中山早在“发动镇南关军事前曾电令冯自由将香港所存军债券悉数运安南备用”，12月4日，“适有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四人奉召赴河内，冯即将所存军债券二箱交田等携往。讵田等抵安南时，已在十一月四日后，镇南关军事已失败”，军债券的不及时抵达，意味着孙中山经费的无着落，况且，军债券并不就是经费，还得有人认购。12月5日，孙中山离开镇南关炮台返回河内筹款购械，“时有法国银行家前来接洽，愿向其本国代募军债二千万元，惟第一批若干万元，须于革命军占领龙州之日始能交付”，这样的支付条件对于急需经费的孙中山而言，实无大的意义。对于经费的困顿，孙中山备感焦虑，其在致张永福的函中称：“因西事日有进步（破南关后，复破水口关及思州），而待款至殷也。”“待款至殷”一词，形象地表明了孙中山对经费的渴求。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军一些官兵有降于革命之意，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书信中说：“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多来约降，弟许以若每人携枪及子码来降，破龙州、南宁后每人予赏一百元。而各兵则谓来降之时，即求赏三十元，俟破龙州、南宁后每人再领厚赏云云，其所求亦不为奢。弟料此军来降，则龙州、南宁确可必破”，而招此降兵则需经费十万元，孙中山认为“夫费十万之款，而兵不刃血以取南宁、龙州为革命军之根据地，可谓难得之机会”，因此，“全局关键系于广西边防营勇之响应，而响应之迟速又系于筹款之成否。”为了革命能够成功，孙中山要求其党人努力争取经费的支持，多次请邓泽如与吉隆坡大侨商陆弼臣接洽，同意许以各种利权，孙中山表示“凡出资助饷者，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内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元也，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利权，及列为为国立功者”。尽管革命党人想尽了办法，然而所筹之款并不多，这严重地影响了镇南关起义等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军械的奇缺与补给不上也是导致镇南关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镇南关起义发动前，革命党人的军事器械准备就不充分，其发动起义的武器装备尚是从会党首领疤梁（梁正礼）处借来的。革命党人原以为“镇南关为国防要塞，必多武器，可以补充”及攻占镇南关炮台，才发现炮台上武器弹药的严重不足。革命军所占领的镇南关右辅山上的三座炮台，只有镇北炮台能够发挥了作用，而镇中和镇南炮台“均定位南向，一时亦无法移动，虽有若无”而最终无法发挥作用，这极大地限制了革命军的火力。另外，炮台上的各炮“配件多不完备，亦无标尺”，“台中枪支亦均旧式，必须重加配修，惟工匠须他觅，难以急办。”面对军械奇缺的局面，革命党人乃决定让黄明堂坚守五日，而孙中山等人则返河内筹款购械接济。然而，孙中山的购械计划无法实现：一为经费不足；二为法国当局在清廷的压力下的阻挠。
　　再次，参加起义的人数有限，缺乏响应力量。12月1日，起义爆发时，袭击炮台的起义军约百人，加上反正了的清朝荣军督带陈炳焜所部的两个哨（每哨约有百人）的官兵，起义军约三四百人。以三四百人来对抗清朝的四千大军，其胜算实在是小矣。起义之前，孙中山等人“原拟由此集合防城之役退驻十万大山之众，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据三炮台以与敌战。”由于缺乏应有的支援，起义军与清军相比，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这使得起义军要想获得胜利就相当困难了。
　　第四，过于寄希望于会党的力量和清军的反正，且以金钱为刺激，对清军降兵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不注重自身武装力量的建设。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是一松散的组织，内部派系林立，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不重视，各地的武装起义大多依靠会党力量及清军的反正，这严重影响胜利的取得，毕竟作为乌合之众的会党与为金钱所驱使的降兵是无法与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及毅志的真正的革命战士相比的。镇南关起义同样有这样的缺陷。当时参加起义的主要力量为何伍所影响的会党及反正的两哨清军，而起义的领导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俱为会党，对于这些力量，孙中山等人是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在镇南关起义之前，“革命党派人来凭祥活动，邀集青年前去参加，说每人每月有饷银二十元，集合地点在凭祥附近，愿意参加的人就在薄上签名，听说签了名的有一百多人，但大多数没有得到饷银，所以去的人就不多。”而对于炮台上的士兵，“每个士兵事前已领革命党发给三个月饷金的奖赏”对于陈炳焜，孙中山等人也大加联络，“赵善卿牵大洋驴一头送入南关隘口，赠与广西边防军韩玉堂，星夜引见陈统领炳焜”。起义发动后，孙中山对反正的李哨官和士兵，极为嘉奖，一次奖给李哨官三百元，士兵们都得到奖金。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没能很好地总结经验，建设自身的军事力量，反面更加的寄希望于以陆荣廷为首的清朝广西军队。孙中山认为“自军兴以来，虏廷调两广之兵聚于钦州、南宁、龙州三处，兵数虽近六万”，“其能任战者，惟陆荣廷部下四千人而已”，经镇南关一役后，“陆军亦心折我军之坚劲”，“陆荣廷部下之兵多来约降”，此军来降，“则龙州、南宁确可以必破”，所以，孙中山认为应当筹款以笼络该军。孙中山寄希望于陆荣廷的反正，而历史却开了一大玩笑，陆荣廷无论是在清末亦或是民初，或是出尔反尔，或是“立场坚定”，实际上一直没有与孙中山走到一条战线上。
　　第五，起义军缺乏有效的组织。参加起义的人员或为最高层的领导者，或为最基层的士兵，缺乏中层骨干力量，在镇南关初举事的时候，越南的法国报纸就载文批评，文中的要语说：“镇南关举事，革命军突然起来了。其实并不是突然起来的，这种酝酿已经很长久了。因为这些起事的人都是革命巨子孙逸仙的部下。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敢，不过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何以呢？因为我们从军事学上来观察，他们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他们此回举事，只有最高干部数人，而底下都是一些散兵，中间是空着的。像这样的军事行动，一定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代替他们担心着呢！”
　　第六，在清朝政府的压力下，法国越南当局改变了原来纵容革命者的态度，镇压革命，导致镇南关起义失利。在镇南关起事之前，尽管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宗旨并无正确认识”，但“安南总督及其属官，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实为“阴示好意”，所以，同盟会可以在越南河内等地设立指挥机构，可以聘请一些法籍退伍军人对同盟会员及革命战士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所聘请的法国退伍军官在后来的起义中发挥了大作用。起义爆发后，在实际的行动上，法国对革命者的态度却由同情，承诺而终至食言，究其原因，一为清政府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对法国施压。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在镇南关起义爆发后，在上奏中多次要求“拟请饬下外务部，再与法使交涉，务令越督照章认真捕逐，以保两国边境治安。”“当由人骏派员面商广州法领，切电越督，断匪接济，并照对汛章程，遇有败匪回军，即由法军接追。其在越境余党，不许再令窜入我境。法领虽允转电越督，惟匪党在越聚谋，已非一日。”，“应请饬下外部及驻法使臣，分别切商法使及法外部，转致越督，按照对汛章程，饬令法军堵截缉拿，严断接济，以尽睦谊。”而清廷亦高度重视，命“外务部切商驻京法使，迭电越督严禁接济，并由驻法使臣向法外部切实理论。”并“许以重酬”，对孙中山“或悬赏二十万两，以求其首级，或以云南一省为报酬，要求法国政府加以逮捕”，后又要求将孙中山“遂出安南”清政府的压力与利诱，致使法国越南当局改变了原来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不再支持或默许革命党人的活动。12月4日，田桐、谭人凤等自香港携军用券去河内，即“被海防税关扣留，而田等四人以运军债券，亦被法人阻押”。另外，保尔·博获悉起义发生后，“立即下令解除这些越境的中国叛乱者的武装。接着，他又取得法国外交部的同意，拘留了他们。驻北京法国公使得到指示后，立即把他的政府正在边境取缔中国革命党人活动这一坚决而又关键性的措施照会清政府。然而，一位法国军官参与此役使法国外交部长在发雷霆，下令处治该军官。保尔·博报告说，他正在采取有力行动”，并“正在设法缉拿孙中山，一旦抓获就将其驱逐出境。1月15日，孙中山果然在河内被捕。三天后，保尔·博宣布将孙中山驱逐出印支半岛”。当然，法国对孙中山的态度的改变并不完全是由于清廷的压力，也有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的因素。法国政府认为“即使提供些许的援助以助长邻接法国属地的中国省份之动乱，对于法国将是很危险的”保乐·博表示：“我坚信中华帝国的分裂或瓜分，对我们毫无利益可言；这样一个大动乱可能导致外来的干涉，或将其他竞争对手引进华南，有损于法国现存的影响力”。其宁愿与现存但已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打交道，而不希望造成中国的动乱，因为这可能被英国或日本利用为干涉的借口。所以，尽管法国与革命活动曾有一段短暂的“露水姻缘”，而这种关系多半由下级军官主动，在逾越巴黎的训令下所引导促成的，但基本上，中国的革命运与法国的远东政策实相违背，与法国在中国或安南的利益也相冲突，因此这种合作关系当然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