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三洲田起义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如何评价三洲田起义

2017-08-29 12:4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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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三洲田起义

　　从最初不公正的低评价到今天的高度赞扬，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惠州三洲田起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如今的观点普遍认为，惠州三洲田起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而且它堪称辛亥革命的里程碑和分水岭。
　　过去一些著述和文章对惠州三洲田起义的评价比较低，或者说是不够公正的。有的文章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小股农民起义，称之为“东南一隅的农民起义”。说它的影响不如义和团运动、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但笔者认为：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它以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革命精神，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使它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那么，孙中山发动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就是辛亥革命中的一道里程碑、分水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作用。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亲身体察到这一重大的变化，并有高度评价：“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指1895年广州起义，笔者注)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9页)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三洲田起义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还不被人承认。从被人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避而远之的“洪水猛兽”，到“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这在当时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崇拜和畏惧、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传统思想牢牢禁锢着的人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它说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被人们所承认，而且被推上了领导地位。当时的革命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纯农民性的，盲目排外、带有迷信色彩的义和团运动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堕落为保皇党，被时代所抛弃。只有代表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纲领所指导的资产阶级来领导。从此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期开始到来了，孙中山从一个孤独的革命先行者成了民主革命派公认的领袖。
　　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惠州、深圳人民，在孙中山、郑士良等的领导下，以三洲田村为中心的附近广大地区，以三合会党和农民为主的起义基本队伍，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奉献。庚子起义虽未达到占领广州、惠州，组织建立革命政府的目的，但是对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大大改变了当时人们对革命的观感和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
　　三洲田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历史作用还在于：它是辛亥革命走向光明和成功的铺路石。它使孙中山从三洲田起义失败中开始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取得革命成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英日等国是靠不住的。三洲田起义不是败在清军之手，而是败在日本政府对起义的出尔反尔上。“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止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者。”(《孙中山选集》上卷)它使孙中山在这些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革命策略和革命手段，以完成其毕生从事的革命伟业。
　　三洲田起义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了革命事业胜利的曙光和希望，给革命注射了一支巨大的强心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增强了孙中山先生革命必胜的信心。此后孙中山领导的钦州、廉州、潮州、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一直到武昌起义，一次次实践，一次次失败，决不退缩。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正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更加勇往直前，不怕流血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去战斗，直至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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