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制度下的权力移交——以乾隆和华盛顿为例

华盛顿

　　乾隆晚年将皇位禅让给嘉庆之时，大洋彼岸的华盛顿也正卸去了他的总统之职。同样是权力移交，由于中西文化制度的差异，结果却大大不同，乾隆虽然退出朝堂，却始终没有放弃权力，而华盛顿则恰恰相反，为了将美国民主贯彻到底，他才是真正将全部权力放下了。
　　一
　　1796年2月9日， 86岁老迈高龄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宝”国玺，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颙琰。颙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这一刻起，乾隆成为“太上皇”，38岁的颙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
　　乾隆在禅位诏书里明确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这是大清唯一的禅位仪式，也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毋庸置疑，大清进入了崭新的嘉庆时代。
　　而这一年，创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的两届总统任期也即将结束，人民苦苦挽留这位伟大的总统继续竞选连任，而华盛顿则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在美国首任总统这个职位上，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充满荆棘的道路，一旦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心也将受到重创。因此尽管美国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做出限制，而且为美国独立做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一权力宝座上，但他谢绝各方拥护和要求，他不愿给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至今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
　　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回归平民。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赠送给他价值五万美元的股票，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一所财政困难的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而在大清国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嘉庆皇帝，很快就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二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可乾隆在传位谕令中含糊其辞地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虽然已经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乾隆仍然以“朕”自称，颁旨仍称“敕旨”，也没有移居到“归政”后专门用来养老的宁寿宫，而是仍然稳居养心殿。而嘉庆皇帝只能称“嗣皇帝”，在皇子居所毓庆宫里待着。或者在乾隆眼里，已经老大不小的嘉庆还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难以让人放心。所以，乾隆虽然已经归政，却并不打算真的放手不管归隐林泉。这年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他吟诗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在外人眼里，他也许有贪恋权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
　　嘉庆这才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
　　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虽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三
　　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老人治国”带来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动荡。
　　其时正值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各地水深火热，官逼民反，无业之民纷纷起义响应，势遂大炽。当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我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劳簿上时，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日益昏聩的乾隆继续“乾纲独揽”，任凭宠臣和珅乘机舞弄权柄，专断六部，祸国殃民。
　　就在乾隆以老迈之躯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时，华盛顿却以坚定的意志又一次经受住了权欲的考验。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他再次坚决拒绝。他在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的信中说：“一旦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聩无知的老糊涂。”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乾隆“圣躬不豫”，终于一病不起。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这里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预示着他对权力的最后依恋，他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剧，终于“驾崩”。
　　就在大清举国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时，无数的美国人也在为他们失去伟人华盛顿而悲痛欲绝。1799年12月14日晚，华盛顿去世。尽管他一再叮嘱死后葬礼不要过分，但所有的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
　　东西方这两位巨人几乎同时倒了下去，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却是如此天壤之别。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乾隆与华盛顿相差何止万里之遥。
　　四
　　有人曾说过，皇帝是中国古代最危险的一种职业，死亡率非常高，并且往往死于非命，惨死的几率非常大。中国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杀，占皇帝总数的15%，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这些惨遭不测的皇帝中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为奴的也不在少数。可见，“过把瘾”的代价不算低廉。
　　可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弑父杀子、装神弄鬼，都不过为了权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成为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便那几位禅让退位的，还不是在带血的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下台，以保全身家性命？
　　“皇帝”的吸引力太大，即使“过把皇帝瘾”就死也心甘情愿。乾隆对皇权的贪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皇权制度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都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核心。
　　中国皇权制度自“秦制”以后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
　　如果对比近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就会发现，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依据法律的权威来有效地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甚至教会的权威。“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权者，君之所独制”。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拥有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力。这种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但绝对权力的诱惑是超乎想象的，它使得皇帝们对权力的迷恋一如对生命的留恋，也使得一个大国的治理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心智失常，国家就滑向巨大灾难之中。
　　乾隆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任用和珅为宰相，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而遍地烽起长达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则使大清衰败的统治难以为继。
　　五
　　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1787年，决定美国未来长治久安的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防止将来在美国出现专制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最终经过唇枪舌剑的激烈讨论，通过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以宪法的形式将总统的选举、任期确定下来。在民主政体中，没有谁可以高高在上，被顶礼膜拜。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主观武断。华盛顿是无愧于伟人称号的，但他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其宪政文化是伴随历史的发展长期衍生而成的。辽阔的北美大陆处女地，英国的殖民统治鞭长莫及，使这里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北美人民敢于开拓，崇尚平等，富有自治和民主意识，为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他们竭尽心智地采用了种种预防的措施，进行“分权和制衡”，为总统权力的行使设置了障碍。优秀的精神品质和杰出的经验才能，使制宪代表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精心地设计出一个崭新的联邦国家：国家的权力既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约；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防止了专制集权；既保持了中央的权威，也使地方具有更大的自治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权力不是华盛顿和美国的一批开国领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尊严，而是要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华盛顿们看来，为了把持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是可耻下流的。在他62岁生日时，国会部分议员建议休会半小时去给他祝寿，《国民公报》严厉指责这种做法是“臣民对君主的一种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害于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当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百余年后，我们能否说中国民众已经彻底摆脱那头怪兽的阴影了？我们是否仍能从骨髓深处感受到皇权带来的那种恐惧和欲望呢？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否还是皇权制度下的那种国民性呢？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红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