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的来龙去脉兼美国学术界的两种极端解释(4)

　　在公共舆论界，有评论认为抄袭事件对马丁·路德·金的声誉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在此之前，金的婚外性关系（包括招妓行为）已被公开，但按照美国“自由派”的某种观念，仍然有理由辩护说，性关系终究是私人（私德）问题。但抄袭与此不同，涉及公共伦理（公德）的侵犯。而有更多的论者做出申辩，指出抄袭对于一个学者或许是致命的，但金的主要成就不在学术界而在于他对民权运动的贡献。正如继任金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主席的Joseph E. Lowery牧师所言，“历史在他的脚印中被追赶，也不可能因为少了几个脚注而被扰乱。”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90）

　　在知识界，Theodore Pappas被认为是少数勇敢的保守派斗士。他的文章和编著一直致力于“揭露真相”——美国占据主流的自由派学者和媒体一开始试图隐瞒和否认抄袭的事实，后来是含糊其辞地误导事实（“金不存在什么抄袭问题，只是注释不够周全和恰当”或者“他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疏忽所致”），最后当证据完全公开之后，又以各种奇异的理论为抄袭做辩解。Pappas对少数派受到的打压有亲身体验。他编辑的文集，虽然有著名历史学家为其作序，却先后被四十家出版社拒绝（一位出版人甚至说“我反对这本书出版，因为如此诚实的告白真相之作只能被毁掉才行”），最后历经三年多的游走才在一家不知名出版社出版。Pappas还多次收到来自大学校园的恐吓信，包括死亡威胁。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显示了某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怯懦和伪善，他们为维护“政治正确”而不惜牺牲“智识的诚实”。这种指控是正当的吗？至少，波士顿大学代理校长Jon Westling前后矛盾的言论似乎印证了Pappas的某些批评。

　　但Pappas所批评的另一位学者Keith Miller的论述则更耐人寻味。Miller是Arizona州立大学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他最早注意到金在演讲和布道中的“文本挪用”问题，但却对此提出了独特的阐述和辩护：抄袭对金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认同那个主流的文化传统。Miller分析指出，美国黑人文化有一种“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典型地体现在民间布道的活动（the black folk pulpit）中。这种实践与白人主流的“智识化的印刷文化”不同，根本不承认所谓“知识产权”，也不宣称自己的作者权，而是自由地借用各种资源来发言和写作，达成一种“声音的交汇”（voice merging）。按照Miller的解读，金正是生长在这种口述传统的文化之中，是实践“声音交汇”的杰出代表。而他在大学经受的学术训练，既有悖于他真实的自我认同，也没有成为真正影响他事业的思想资源。所以，对于金的所谓抄袭，正确的认识方式不是去在道德上贬低他，而恰恰是要“重新界定抄袭”概念本身。（Keith D. Miller, “Redefining Plagiarism: Martin Luther King's Use of an Oral Tradi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0, 1993.）Pappas对此回应说，金完全明白什么是作者权，他本人在生前就要求注册自己演讲的版权，而他的遗产委托人现在仍然在注册版权和索取稿费。但“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这些作品的稿费应该归于那些被金的“声音交汇”所掠夺的作者（Theodore Pappas, Plagiarism and the Culture War, p.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