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岛保卫战中的13名洋人船员做了什么：竟策划并参与劝降、议降活动(2)

　　根据日军情报，战前威海卫共有洋员40多人，分布在各炮台、军舰，甚至日岛上面。战事临近，大多数洋员纷纷躲避炮火而去。留在刘公岛并参加了保卫战的13位洋员来历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5种情况。

　　第一种，原本受雇于北洋海军，在后勤部门服务。如霍华德，是刘公岛机器厂的工程师，也是一位品行高尚的老绅士。战争临近，霍华德的去留引起英国公使欧格纳的高度关注，曾数次电示驻烟台领事劝其离开，但劝说无果，这位老人最终留在了刘公岛。留在刘公岛的洋员中，不乏像霍华德这样的非凡之辈，如刘公岛海军医院的克尔克医生。战事紧张，医院的“医生、裹伤护士及其他医院中人员”的绝大部分，都以自属“文吏”为由，逃离了刘公岛，这里当然也包括了中国人，但克尔克医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挽救了不少中国士兵的生命。

　　第二种，原本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如戴乐尔。在北洋舰队服役并参加大东沟海战的洋员有8位：旗舰“定远”上的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帮办“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WilliamFerdinandTyler)、炮术师英国人尼格路士(Nicholls)、总管轮德国人阿壁成(Albrech)，帮办“镇远”管带美国人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总管“镇远”炮务德国人哈卜们(Heckman)，“致远”管轮英国人余锡尔(AlexanderPurvis)，和“济远”总管轮德国人华甫曼(Hoffmann，又译哈富门)。其中阿壁成、余锡尔牺牲，其他几位皆不同程度地受伤。大东沟战后，汉纳根要求“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并“欲海军人材”任其“弃取”，这与李鸿章“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的使用洋员的指导思想相悖，结果汉纳根“不肯再上船”；哈卜们曾到刘公岛协助修理“镇远”舰主炮，但随即离开。只有戴乐尔，因汉纳根有推荐其任北洋海军副提督的想法，于1894年11月19日重返舰队。

　　第三种，临战之前招募的一些洋员，如马格禄。马格禄原为天津海关引水小轮“金龙”号的船长，甲午战争一爆发，因为北洋舰队没有探船，“金龙”号便被雇佣协助执行一些侦察、通讯任务。马格禄以其勇敢表现，赢得了李鸿章和天津海关税司德璀林的赏识，被李鸿章聘用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到威海卫赴任时，带“理炮手”一名。北洋海军还通过海关招募了部分炮手和水手，如“定远”的炮手托马斯·梅洛斯，原在上海做警察，而托马斯·黑斯廷、查尓斯·克拉克森、罗伯特·沃尓伯则来自海关缉私艇队。

　　第四种洋员比较特殊，他们是“自告奋勇”参加北洋舰队的，如郝威。1894年11月，经清驻美领馆的推荐，发明烈性炸药的美国化学专家宴汝德与郝威一起来到刘公岛，推荐一种令对手无法瞄准的军舰拖烟技术(但当时国人缺乏近代军事常识，将放烟当作了“作雾”幻术)，因实验材料意外被焚而无法继续下去，宴汝德离开刘公岛去了烟台。而曾经在巴西当过舰长、有着海战实战经验的郝威没有走，“愿告奋勇”地上“定远”舰助战。最不寻常而又耐人寻味的是，郝威此举是“不受酬”的。

　　第五种洋员是因故被困在刘公岛的，如瑞乃尔。日军占领荣成，前锋已抵达桥头集石家河一线，作为绥巩军炮术教习的德籍技师瑞乃尔，向威海卫守将、绥巩军统领戴宗骞推荐了一种“过山炮法”，但性情憨直、刚愎自用的戴宗骞却不买账，认为“隔山打子”“无法取准”，拒绝演练这种打法，瑞乃尔愤而“告假迁避烟台”。经李鸿章指示，瑞乃尔自烟台来到威海卫。此时，日军已开始攻击威海卫南路虎山防线，一些陆军溃勇开始向烟台逃奔，而瑞乃尔毅然上路，留书一封：“倘有不测，请照北洋水师章程，准给家属三年薪水，以为养赡”，大有赴死之慨。甫抵，即被困刘公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