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生都不敢伤害的女人是她(2)

蒋之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条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黄埔出身；一条看什么人保荐。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戴笠向蒋保荐人员，也是非浙江人、非黄埔生不保荐的。有时需保荐某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高级职务，戴笠自知份量不够，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准此人与蒋的关系，决不徒然自讨没趣。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肯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由此，戴拟定计划，回复问题，必准备两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没有准备好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呈策，鲜有不中。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是，蒋介石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有此原因，蒋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更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记耳光，曾任蒋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的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受过两记重重的耳光，更觉得是一种“殊荣”。然而，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蒋之对人对事，按亲疏远近之分，有一本细帐。戴对这本帐大体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结果，总能大体不差。不但蒋由此而引为心腹，就是戴的挚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决疑。1941 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来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迷恋，久久地不肯离去，然又不发一言。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问计于戴笠，戴笠当即告知胡宗南，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戴笠一语中的，1 年后，蒋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被胡宗南安排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果然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蒋的心理著称，蒋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问题交戴处理，使戴在蒋心目中日受见重。但蒋也是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驾驭的权术，故往往作莫测高深之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使戴笠难测深浅，也难免有碰钉子的时候。碰的次数多了，戴笠又总结出一大经验，每遇蒋喜怒不定、乖张桀傲的时候，戴笠对蒋的问询往往装做糊涂，不拟意见，而仅以“呈核”

二字听蒋自己裁处。这个时候蒋会独出心裁，仅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这就是戴善于用韬晦之计的结果。

戴笠处处用尽心机，就是在对蒋的称呼上，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他多年研究蒋的结果。蒋之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如称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比如，蒋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就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蒋对冯玉祥在一般场合称“焕章兄”，在官场上则又称“冯副委员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仅以抗战前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称之为戴科长，且沿习到抗故时期终不改口。这使戴笠听了，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感觉。戴笠由此而体会到在称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经过反复揣摩研究，他对蒋的称谓也注意区别运用。一般来说，对与他同处平行地位的人，他大都呼蒋为“老头子”；对黄埔学生，他则呼蒋为“校长”；对军政大员及杂牌军将领，他呼蒋为“委座”；对国民党党务人员，他呼蒋为“总裁”；对其他人员及在公开场合演说讲话中，他统称蒋为“领袖”。

由此足见戴笠在涉及与蒋的关系上，无不处处掌握分寸，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