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有谁(2)

同样是对20世纪史学的反思、回顾，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结论。王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史学一分为二：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非主流学派，这是很必要的。因为非主流学派从1949年以后就缺乏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学历史的人，对非主流派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成就知之不多。这不仅造成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不全面，也不利于继承、发扬这些学人的成果。王先生大声呼吁加强对非主流学派的研究，他自己率先深入研究南港学派，并强调要深入研究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派、战国策学派，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这本专著的特殊贡献所在。王先生也注意到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已有《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专著问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台湾学者许宏义有论文研究国粹学派，香港区志坚博士在研究南高与学衡，研究状况已有所改进。

据我看到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已渐趋客观、全面，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共收入史学名家名著33种，既有所谓主流学派的如李守常、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著作，也有所谓非主流学派的王国维、向达、钱穆等人的著作。而戴逸先生在为这套书写的总序中，也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认为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是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发展的特征。他对20世纪中国四代史学家的纵向发展作了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史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分两代史学家，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位学者、一种学术，这并不科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继承性”。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范老也是从经学起家的。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是历史的事实。他认为史学家无论从事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各有长处，都有贡献，两种类型的史学家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史学大师多是善于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研究的。

王先生对非主流史学流派的观察、研究、总结完全是必要的，也提示了从事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人，要注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王先生从1993年至2006年不断研究，写成此书，现在终于出版，可喜可贺。但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研究文集，并未对所有非主流学派深入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南港学派，其他九派只是在自序与前言中作了扼要介绍，这是很不充分的。比如书中三处提到历史学家郑鹤声先生(1901～1989)，王先生把郑先生列入南高学派是正确的，但认为他只是史学史名家，是“年代学权威”是“史表年表名家”这是不全面的。郑鹤声教授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后历任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南京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三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虽早年以《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名世，但治史6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文献学、史料学、清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中西交通及海外关系史、民族史、史学概论、历史教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著述多达160余种，2000万字。可能王先生对郑先生早年史学史、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印象颇深，而作此断语的。王先生的书中对非主流学派的划分、人物的分类、列示的代表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台湾学者柏杨就没有列入，对黄仁宇也未提及，对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的师友关系也未论及，这可能是出于王先生的一家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