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刘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5月19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

“文革”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在查阅大量史料及亲自采访的基础上，写了《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出版），对该案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描述与分析。

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以及他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多次对中央一线的工作提出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认为，全国的党、政、军各界混进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逐渐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问题不再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商量，而采用非正常的程序和手段直接处理，包括改变中央第一线领导的集体决定和处分一些高级干部。野心勃勃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挑拨离间，以售其奸。刘少奇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显然感觉到了这种不正常局面，但又没有办法出来抵制和纠正，只有加强集体领导，多请示汇报，尽量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尽管如此，仍不时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

毛泽东自1965年10月起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汉对当地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由于毛泽东没有明说“中央搞修正主义”的是谁，别人又不能瞎猜，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不清楚也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也就无法作出“反应”。林彪1967年5月在会见外宾时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向少数人交过底，但显然不包括刘少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两党代表团在北京会谈。在磋商两党联合公报过程中，日共坚持要求公报中在批评苏联共产党时不要点名。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件事：苏共中央来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研究后提出了应邀参加、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在听取康生对这两件事的汇报后，批评并否决了政治局常委的这两个决定。3月

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共宫本显治时说：“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