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天体力学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在两方面启发和印证现代立宪主义的观念

2017-05-16 13:0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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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顿的天体力学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本文作者却认为，这一学说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对政治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复兴自然法传统，一个是它的均衡观念对国家分权和集权的影响。

　　牛顿所发现的物理学世界，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现代立宪主义的观念拓展有启发和印证的影响。

　　一是催促了自然法传统的复兴。自然法传统是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源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经过千年的沉寂和托马斯·阿奎那等中世纪神学家的传承，在十七、十八世纪重新获得显赫的声誉。这种复兴按照美国宪法学家考文的看法，应主要归功于格劳秀斯和牛顿两人。牛顿认为促使苹果掉在地上的力量，和行星沿着轨道运行的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这使人们相信宇宙当中弥漫着一种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理性。在牛顿的机械化世界中，《圣经》中的那一位有意志、有情感的上帝，被简化为一个最精确的钟表匠和逻辑学家。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这背后似乎不再有爱憎褒贬的意志，这种自然正确的伟力也似乎不会考虑苹果掉下是否合乎道德，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人？这就和格劳秀斯说的“二加二等于四”是上帝也不会去改变的法则一样绝对和无偏私。如果用老子的话解释，牛顿物理学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验证了“天地不仁”这四个字。“不仁”的意思是无所谓仁与不仁，苹果掉下来砸到人不是“不仁”，没砸到人也不是“仁”，不过是任其自然的理性使然。

　　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从此“哲学家的上帝”，代替了“亚伯拉罕的上帝”。这正是近代自然法传统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在欧洲，一种获得理性主义论证的宇宙间的“天赋人权”，从此替代了《圣经》中以“十诫”为核心的上帝律法。之前大约一千年间，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一直是欧洲政体学说的基础。但自然法的复兴使上帝的普遍启示（理性与良知），在政治学领域吸纳并替代了特殊启示，逐渐成为近代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根基。而牛顿物理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对这一政体范式的扭转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在道家尤其是老子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与基督教信仰相似的一种对人性的幽黯意识。和产生于自然法传统和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宪政思想也有许多暗合之处。如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曾被普遍认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相通，也有人曾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与亚当·斯密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相互印证。持守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福音派信仰的里根，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说中也曾引用老子这句名言。有西方学者因此把中国的市场化与宪政转型，称之为“市场道家”。此外，“天地不仁”和“抱残守缺”的概念，也和自然法传统将立宪政府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恶”的政治学思想有神似之处，都具有反人间乌托邦的特质。宪政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守缺”的政治哲学，它承认人性、权力和世俗政治的“残缺”，从而一面把希望放在制度对权力的限制上，一面并不对政治的道德目标和制度的完美抱有过分的梦想。而把对圣洁生活和自由实体的追求留给一个非政治的、并与政治操作相分离的宗教和道德领域。这就与各种推崇共同体绝对价值、企图通过世俗政治追求历史目的的人间乌托邦道路背道而驰，也与古典的共和主义传统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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