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人生境遇蒲松龄为何对鬼怪故事感兴趣(3)

2017-03-13 18:0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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