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死亡真相 陈子昂死因为何(2)

　　但是，上述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只要稍加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陈子昂虽然曾因参谋帷幕，被逆党陷害入狱，后又被贬为军曹，但在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上蜀川安危事三条》时，恢复了“通直部行右拾遗”的身份，此后不过数月，又解官归侍，“天子优之，听带官取给而归”，由此说明他得到了武则天的许可，带职带薪归乡。段简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怎么敢随意加害朝廷命官?南宋哲学家叶适提出了大胆怀疑，他说：“子昂名重朝廷，简何人?犹二十万茗为少而杀之，虽梁冀之恶不过。恐所载两未真也。”(见《习学记事言序目》卷41)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唐朝人已经有了怀疑，唐代文学家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曾作过探究。他指出：“乔(知之)死于馋，陈(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见《沈下贤文集》卷8)沈氏认为武三思是指使段简加害于陈子昂的，据此，人们才开始关注起陈子昂的死同武三思有关。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对此也深表赞同。他说他一直怀疑陈子昂是被人谋害的，等到读了沈亚之的文章，才知道和他想法一样的大有人在。正因为被害，所以陈子昂最后在牢中只能仰天号叫：“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当代学者王运熙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推测：“像子昂这样的持身正直而坚决反对淫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认作了眼中钉(前此子昂坐逆党下狱，可能即出于武三思这类人物的陷害)，只是到这时才有机会假以段简之手致害罢了。”(见《陈于昂和他的作品》，附于《陈子昂集》)如此一来，有武三思为主谋，才有段简的直接加害，“果死狱中”便顺理成章。近年来，国内诸多文学史教材都沿袭了这种说法。

　　其实，陈子昂的死因，还是没有解释明白。武三思最多是个幕后操纵者，直接下手的人是段简，《新唐书》中所记的段简就是一“无气骨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隋唐史专家岑仲勉曾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提出质疑：“以武后、周、来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由此可推测：如若陈子昂没有反抗武氏的计划，则必然就有诛讨武氏的傲文文献留存。《陈子昂别传》里的“附会文法”，其实是饶有深意。一个地方上小县令的颜色，陈子昂又有何惧?要说陈子昂为什么不堪段简的逼迫而一死谢之，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啊。

　　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近年来出版的《陈子昂诗注》一书中，注者彭庆生修年谱一篇附在书内，对岑仲勉的推想不以为然，他说岑氏所怀疑的东西，“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计划或文字，却未免凿空。依当日情势，倘子昂有此种计划或者文字，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别传》亦不得言其‘附会文法’”。如此，岑仲勉的讲法定是凭了自己的想像说陈子昂有反抗武则天的文章和计划。从实际来看，史书中的确是没有提到过陈子昂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然而《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发表的葛晓音的文章，继续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充分论证，认为陈子昂的集子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可能就是他招祸的直接原因。这篇碑文中的“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大齐，贤圣罔象”等言语，其言外之意显然说的是武后不应天命，并非圣明之君，这样一来，犯了武后的大忌，段简便得以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恶”条中第“六曰大不恭敬”，其中“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都是难以逃脱的死罪。别说陈子昂是一个小拾遗，就算是宰相也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