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历史上最严重挤压踩踏的惊天惨案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了无数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从“9.18事变”到“7.7事变”，再到“8.13事变”;从华北大扫荡到南京大屠杀，再到重庆大轰炸，真可谓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而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时造成5000人伤亡的挤压踩踏惨案，无疑是历史上最严重挤压踩踏的惊天惨案。

重庆大轰炸指的是中国抗战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时间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5年时间内，日军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千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万多枚以上。重庆大轰炸造成成千上万中国百姓无辜死亡，成千上万幢房屋被炸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2012年9月10日下午，重庆大轰炸15名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1937年“7.7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全面抗战。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踩踏惨案，即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拥挤踩踏窒息惨案。

当时，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千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踩踏，以及大量难民因挤压踩踏窒息死亡。这次惨案的发生主要是日军残酷地大轰炸造成的，日军无疑是罪魁祸首;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管理混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反复轰炸。市中区居民因准备不充分，接到警报后未及时疏散开，于是如潮水般地拥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大隧道内避难人数较往常激增一倍，达到上万人群，几近饱和。

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有国民党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胡伯翰一向刚愎自用，有几次他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猜中了，为此他十分自信，谁也不敢和他争论。这次日军飞机是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飞机一队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应该在日军飞机轮番轰炸的间隙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走出隧道换换空气。当时大家几次建议解除警报，但都遭到胡伯翰的反驳和拒绝，终未被采纳。大隧道内有人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良的电话有4次之多，胡伯翰仅仅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

最后，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相向隧道外蜂拥逃跑，胡伯翰这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但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为时已晚，走出隧道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了，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这样越压越多，洞口又在地平面下10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导致后面的群众无法出洞。同时外面的救护力量又未组织好，一再迟误，终于遭成震惊中外的严重惨案。

当时，国民党当局也曾组织担架兵进行救护，可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救护时间。当时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如果抬出洞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在被搜敛财物时还能挣扎，担架兵就把这些人掐死灭口。当时，负责指挥搬尸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后，马上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抗拒的担架兵，以示威吓。这样，有许多受伤者最后由于没有收到及时救护而最终死亡。

据当时特种审查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审查报告》认定，这次惨案死亡992人，其中学生151人，受伤4000多人。许多人因踩踏、挤压、窒息，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在议长康心如主持下开会决定：“1、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速查明，报告本会;2、肇事责任究竟属谁，应请政府严加惩办;3、请市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事发生;4、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前往惨案发生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者家属。“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全市共发赈金11万元。重庆解放后，有关部门对较场口大隧道进行了清理维修。1987年7月6日，为纪念“7.7事变”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较场口大隧道举行;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该处列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