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小白菜案(3)

《申报》“搅局”

用现代报业的标准衡量，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外国人于晚清时期在香港创办的。继之而起者，则有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和1872年创办的《申报》。《申报》的主人为英商美查，报馆设于租界，受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最早关注杨乃武案始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1月6日，这时杨案已经发生，《申报》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新闻，发表了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长篇报道。报道系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猎奇色彩。数日之后，该报又于13、14、15日连续披露此案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道便使原来仅限于浙江本省人和部分官员所知的此案公诸天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杨案过程漫长，在长达近四年的审理中，《申报》一直追踪报道。如前文所述，此案初起时，《申报》由于创办未久，通讯网络受到限制，报馆中人对新闻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们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的视角，但随着案情的发展，《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即以追求事件的真相为天职。他们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另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申报》还有一个让中国民众耳目一新，笔者认为是划时代的举措，这就是它公开揭载了杨乃武家属的几次鸣冤上告状。在传统社会里，平民百姓想发泄一下对左邻右舍的不满，在街头巷尾粘几张匿名揭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杨乃武的家属却是直接控诉官府，何况还闹得举国皆知，这不是反了吗?只要想到这一层，就绝对不能低估《申报》刊登民众告状信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杨乃武小白菜

《申报》在报道中完全开放的态度也特别值得赞赏。报馆中人自己撰写评论，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只要言之成理，有一定代表性，就不吝篇幅予以发表。在报道杨案的过程中，《申报》既刊载了很多批评官方的言论，同时那些站在官方立场的稿件也能顺利登出。这种客观、独立、不偏不倚的态度，既符合媒体的身份，更对社会有益，因为成熟的媒体，绝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不同族群、不同利益体的矛盾与对立。

《申报》关注杨案，其目光已超越一个单纯的案件，背后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有的文章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惜乎审办此案，仍然秘密而不令人观瞻，上难副朝廷秉公为民之深忱，下难解浙省旁观众人之疑惑。……谣言又将大起矣。何也，因其秘密而不使人皆知也”，“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

通过观察《申报》在杨乃武案中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申报》的确已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过去我们的《京报》、《邸抄》，也有几分现代报纸的形式，但两者精神实质何啻天壤，正如《申报》曾经论述的，“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第二，自从有了像《申报》这样的新兴报业，中国社会已无法回到从前，重要的是官员已不可能率由旧章，完全如过去一样地“牧民”了。

社会适应一种崭新的角色，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对官员来说更是如此。1874年《申报》曾在评论中对左宗棠通过巨贾胡雪岩举外债有所非议，左大怒，与人函中谓：“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1875年11月，浙江巡抚对《申报》刊登《浙巡抚委派委员赴粤购买军火》的报道大为不满，派人上门指责《申报》馆，认定其泄露了军事机密;另据《中国报学史》，“江南提督谭碧理曾命人与《申报》交涉，禁止刊载他的消息。”1882年1月，因《申报》议论教育，更有江苏学政黄某特发告示，张贴于《申报》馆门前，威胁要“移文咨各省大宪，”“按律严办”。这些无一不是官员不适应身边这一崭新角色的表现。

很有意味的是，杨案主角杨乃武后来与《申报》结下了更深的缘份。据《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所载：1878年(光绪四年)，《申报》主人美查聘请杨乃武担任《申报》主笔之职。谁知他进入报馆后不久，因编发了一篇关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译文，得罪了郭公使而被迫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