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子弃学抗日：译外电印报纸 23岁殉国

　　父亲抗日弃清华

　　我和父亲刘铁雄未曾谋面(我是遗腹女)，据我奶奶和母亲讲，我父亲1915年生于河北任丘县城，自幼聪明好学，饱读家传诗书(祖上曾任正定知府)。1934年，他参加大学招考，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主修英语专业。

　　在清华园里，他品学兼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热血沸腾，和同学们游行声讨日寇暴行。为了表示自己抗日的决心，他改名为刘铁，意为以钢铁意志，将自己化为抗日杀敌之铁刃。

　　是年7月末，已沦陷的北平城中各所大学被迫关闭。清华大学通知学生，暑假后清华、北大等名校将暂时迁往长沙(后又迁至云南昆明，即著名的“西南联大”)，成立敌后大学。因路途遥远，暑假延期至9月底，要求学生们在开学时到长沙报到上课。

　　在离开北平返回任丘的路上，因陆路已被日寇封锁破坏，我父亲沿大清河乘船而返。在难民拥挤的船上，他看到被日寇屠杀的同胞尸横河岸、血染河水，惨不忍睹。辗转到家后，他愤怒地向家人讲述说：“从北平城里出来，到处都是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豺狼暴行。如咱们亡国了，还有什么家?如果成了没国没家的亡国奴，读书还有什么用?我要投身抗日救国，决不去长沙当一个苟且偷安的大学生!”家人苦劝无果。

　　到了9月底的一天，父亲的一名清华同学来到家里找他，想搭伴南下长沙继续求学。我父亲又将自己的“家国论”讲了一遍。这位同学长叹一声道：“你有那么好的成绩，投笔从戎，实在可惜。”我父亲激动地说：“请你先上路吧，我的学业等抗日胜利后再来补课吧!”那位同学摇着头自己走了。

　　我父亲从此参加了中共冀中抗日根据地(驻地任丘)领导的抗日运动。他开始是“昼伏夜出”，后来发展到多日不回家。家人也不知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经我奶奶多次询问，他才说：“我在抗日救国动员会工作，按照分工，我每天晚上收听国际广播电台的反法西斯英语新闻广播，然后翻译成中文，我们再刻版油印成《救亡战报》，每天干一个通宵，一早印完报纸后，有紧急任务我接着干，经常开会，真是没时间回家。”

　　看着我父亲这个昔日的白面书生，此时变得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又因他经常在外边不定什么地方和衣而睡，浑身生了虱子，弄得家里的炕上都是虱子，我奶奶和母亲心疼得直掉泪。一天晚上，有孕在身(怀我)的母亲高烧不退，托人捎信到县救国会。父亲匆匆忙忙回来后，让母亲服药稳住了病情。在家呆了不过半小时，父亲就又要走，母亲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你就一点也不顾家……”父亲正颜厉色地说：“你懂什么?当了亡国奴连这个家也没有了!”说罢，一头钻进门外的沉沉夜色中，就这样在县救国动员会干了半年多。

　　1938年初，我父亲带了几十个人住到了我家的后院里，正房做教室讲课，东西厢房做宿舍。我奶奶问他这些人是干啥的，他说：“这是冀中抗日救国动员会举办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主要讲授中共抗日救国方针和游击战等课程。我觉得咱家后院僻静，地方合适，就‘先斩后奏’了。”我奶奶有文化，在我父亲的影响下，她支持儿子从事的抗日救亡事业，我家成为抗日的“堡垒户”，成为冀中抗日的大课堂。我父亲在训练班负责宣传和文书工作，经常下乡召开抗日动员大会，教学员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同时，又成为甘于奉献的“后勤部长”。他经常穿梭于我家前后院之间，把前院家里的各种生活用品，送给后院抗日训练班的学员用;又把后院学员们需洗涮缝补的衣服被褥，送到前院我母亲和我奶奶的手里。1938年的除夕之夜，他把自己家包好的饺子端到了后院的训练班里。这时的父亲，把自己、把全家的一切，都贡献给了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