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驻浙南办事机构的地位和作用(2)

　　新四军各办事机构还通过多方关系，派遣一批共产党员秘密到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中任职，并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团结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妥善地处理了“政治犯”释放和优抚军烈属等工作。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曾数次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县政府谈判，迫使他们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同时，留守处还与当地区、乡政府交涉，争取到新四军家属与国民党军人家属享受同等的“免予再征”壮丁等待遇。各办事机构还在外地伤兵每次经温州时，都发动各界群众赴码头迎接，帮助伤兵与各方交涉，解决有关医疗、安置等问题。1938年10月，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将来自上海的国民党伤兵54人转送到国民政府军政部78兵站医院医治，并组织各界人士前往慰问。抗战期间，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与丽水的伤兵转运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协助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不少国民党部队伤兵受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参加了新四军。

　　2.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各办事机构以合法组织利用一切机会担负起抗日救亡宣传的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们大量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告，散发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与其他各类文化团体联合进行抗战宣传，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秋和1939年春，上海组织了两次由顾执中、王纪华、陈昌吉为正副团长的民众慰劳团，经温州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慰问。慰问团途经温州时逗留了半个月，在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和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协助下，与温州国民党驻军第一○七师抗敌剧团联合演出。1939年春，以著名学者吴大琨为团长的上海各界人士赴第三战区慰劳将士演剧团到温州，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和上海红十字总会驻温办事处即通过关系，组织他们与抗日团体举行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并安排了一次大型演出。演出很成功，散场之后，观众还上街游行[4]。1938年3月，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以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学员为主，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队长连珍。宣传活动于平阳、泰顺、瑞安城乡之间，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散发进步书刊、报纸等宣传品，扩大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影响。

　　3.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浙南各办事机构，对外是新四军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承担党组织对外联络和交通站的任务。1938年5月12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机关从平阳北港秘密迁至温州城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成为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同时，省委又在温州城区设立了多处秘密联络点。通讯处作为公开的机构既要出面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周旋，又要掩护省委的活动。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有时也到通讯处办公，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常住于此。党内有些会议，也在通讯处召开，文书、油印工作同时在这里进行，上下级来温人员也经常出入于此。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不少党组织受到破坏，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外省外地区也有一些失散的党员找不到党的关系。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公开建立，使这些失去联系的党员找到了党组织，重新参加革命。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平阳成立后，即成为中共平阳县委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平阳县委成员除县委书记郑海啸外，都集中在后方留守处活动。浙南特委、平阳县委在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的掩护和配合下，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使平阳县(含苍南)成为浙江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