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办事机构的辉煌业绩(2)

　　1938年初，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方毅负责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内容与延安抗大的教学内容基本相同。

　　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处办公的桂林办事处在广州、武汉等地失陷后成为新四军与延安及港澳、南洋等地联系的交通枢纽，新四军的干部和家属往返延安、重庆等地，都由这里中转。为了更好地培育抗日骨干，办事处还派共产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杨东莼，到由桂系开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担任教育长，主持教务工作。在李克农的领导和杨东莼的主持下，该校办得很有特色，被认为是抗战期间的一所新型学校，有“南方抗大”之誉。在1939年3月至1940年12月的两年间，该校共训练抗日骨干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被输送到延安、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队伍。

　　筹办大批物资，改善将士给养

　　抗战初期，根据国共合作协议，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由国民党政府提供，但数量很少，后来随着两党关系的紧张，国民党的供应基本停止，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特别是资金和重要的军用技术装备器材，除了靠自已战斗缴获补充、根据地自筹和战区人民群众支援外，还要依赖各地办事机构提供。为筹办大量军需物资，新四军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和国民党政府部门反复交涉斗争，据理力争;有的找地下党组织配合;有的派人到香港开办“联合公司”;有的在国民党内部找关系，通过各种途径筹措募集。1938年春成立的新四军军属分兵站，常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兵站统监部领取军饷、军粮、军械和弹药。统监部对新四军的供给总是尽量克扣。1940年新四军已有近10万之众，但统监部只以1万人的编制发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新四军一靠战斗中缴获，这是主要的。二靠自力更生，用简陋的器械自造地雷、手榴弹，用旧弹壳自制弹头和底火，以及尽可能利用拆毁铁路的旧钢铁作原料，仿造步枪，修复旧枪炮。三是靠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当时在党的发动下，上海和香港各界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十分活跃。有一次，廖承志在香港筹集到驳壳枪200多支以及电台所需的零部件共8大箱，这些东西都是由兵站工作人员叶剑辉、张作民经手运送的。此外，人民群众的支援也是重要来源。皖南事变前，浙江大港兵工厂以陈焕民为首的秘密党员和群众，把隐藏下来的“试枪”子弹10万余发，秘密通过兵站送给新四军，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处于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办事处，一次就为新四军募集到7000匹龙头细布和1.8万双胶鞋。办事处人员为此历尽千辛万苦，特别是运输科的人员不仅要负责清点登记，联系车皮，还要派专人押运。他们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人们赞誉他们是“拖不垮、打不断的红色运输线”。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开创抗战崭新局面

　　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相继建立之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使所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1937年10月，张云逸和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设立的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一面通过自办的刊物《战友》《救世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打击汉奸和亲日派的卖国行为;一面利用公开合法地位，组织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主任黄道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卓著。为了争取当地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抗战，1938年1月中旬，驻赣办事处在下沙窝励志社举行宴会，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李烈钧、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和各党派在江西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宴会。席间，曾山发表演讲，他指出大敌当前，国民党、共产党和各党派之间不宜有成见，应以救国为重，一致团结抗日。这使一向不赞成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李烈钧也深受感动，他即席而起，慷慨激昂地说：“刚才共产党人的话很好，请刘秘书长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熊式辉，一致团结抗战!”接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召开座谈会，由黄道和涂振农主持同各方面人士广泛交谈，阐述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的主张。参加座谈的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许德珩、王造时、程希孟、孙晓村、罗隆基、雷洁琼、薛暮桥等，还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蒋经国。蒋经国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西省政治讲习院军政总队长等职。曾山多次指示中共赣州市委：“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他的积极性，帮助他做出成绩。只要对抗日有利，有一点成绩就肯定一点。”曾山还指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通过夏征农、笪移今等人的关系去影响和推动蒋经国抗日。8月初的一天，曾山、黄道、涂振农等人以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在洪都招待所举行招待会，邀请在赣各党派负责人、各界名流40人共商团结御侮大计，并向与会者散发了由他们撰写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其中驳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谬论，号召发扬“不甘向异族屈服的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保卫我们最后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同时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才诸多方面提出了抗日的具体意见，对社会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