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办事处的设立与撤销(6)

　　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本是国民党当局允许存在的合法机构，但当新四军游击队离开游击区以后，失去了武装力量的保护，加之这些办事机构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便转而对这些办事机构采取多方限制和刁难的政策，无理扣押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甚至制造血腥事件。

　　1943年，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在《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序中，专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办事处的破坏：“1938年元旦，军部于南昌办公，在各地经国共双方同意设立之办事处，国民党方面旋自食其言，而予以武力摧毁，如平江惨案、竹沟事件、太平兵站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蔑视正义，排斥异己，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其意旨昭然若揭。”

　　“平江惨案”发生在1939年6月。此前，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开赴江南抗日前线。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后来改为通讯处)，通讯处设在平江嘉义镇“亿昌药号”，房子虽然不宽敞，却有天井和楼房。那时，中共湘鄂赣特委由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黄耀南任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1939年春，涂正坤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但仍同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驻平江通讯处，领导赣西北和湘鄂赣边区的工作。通讯处还有警卫班等共计30多人。

　　1939年3月，国民党当局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天，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来到通讯处，向涂正坤提出两条建议：一、“为了便于联系，要通讯处搬到县城去”;二、“为了保障贵党党员的安全和合法活动”，要求通讯处公开党员名单。涂正坤闻听立即明白了对方的企图，斩钉截铁地对刘佛思说：“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

　　刘佛思走后的当天晚上，涂正坤召开了特委和党员干部会议，他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迫令我们取消通讯处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百倍警惕。”特委与通讯处随即作应变准备，精简机构，疏散人员。特委机关还迁至平江芦头山区，与通讯处分开，以防万一。

　　6月12日上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派人到通讯处对涂正坤说：“我们接到上峰的指示，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我们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个会，要我来请你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长官们都在那里等你，请你马上去一趟。”涂正坤看到这样急促通知开会，有些犹豫，但考虑到是商量抗日事宜，如果不去会给他们留下口实。于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走到距通讯处约50步远的地方，突然传来枪声，涂正坤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继之，全镇枪声四起，一片混乱。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军与便衣特务迅速包围并占领通讯处。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出来，提出抗议。特务们不由分说将吴渊捆绑，拖到外面杀害。接着，国民党特务又把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五花大绑起来。暴徒们翻箱倒柜，拆墙壁，撬楼板，把通讯处洗劫一空。当天深夜，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被国民党特务押往嘉义旁边的虎形山，推进一个深达数丈的废淘金坑里活埋了。

　　这次惨案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一手制造的。它震惊了全国，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正义人士的公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些抗日团体纷纷发出通电，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可耻行径。延安、重庆、皖南等地相继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